中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卖？
有时，只一瞬间没回头，生命中的最重要就消失不见。 这是电影《亲爱的》中一句最经典的台词，看完整个电影，就会明白失去孩子的父母有多无助，拐卖孩子的人贩子有多可恨。 5月31日，山西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某等12人拐卖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一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某、刘某判处死刑，二人系母女关系。 经当地法院查明，2015年开始，该母女二人及一些家庭成员为谋取非法利益，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收买数量众多的婴儿，并通过山东籍被告人王某、李某、徐某等人将婴儿送往山东进行贩卖。 此案是近年来山西侦破的最大一起跨省拐卖儿童贩卖案件。 而在不久之前，河南周口，光天化日之下，一年轻妈妈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走在街上，不注意被人迷晕，醒来时孩子已经不见，幸运的是之后孩子被找到…… 而被拐卖后没有找到或者找不到的孩子，不计其数…… 中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至今为止没有权威的数据 被拐卖的孩子都来自哪些途径？ 1. 无力生养的父母送养或遗弃。 数据显示，在35850个被父母寻找的孩子中，因父母（亲属）送养导致的失踪有13360人，直接被遗弃的人数也达到了2376人。 因参与拐卖22名儿童案而被判处死刑的谭永志，曾在受审时强调自己是“做好事”。 他在法庭上供述，有工人告诉他，孩子不想要了，让他去打听有没有人要小孩。“我认为我是在办好事，帮助别人解决需要，不算违法。也没有骗、偷孩子，更没有伤害孩子。” 正是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地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父母（亲属）寻找失踪孩子时，主动承认是自己送养和遗弃，需要一定的勇气。还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送养、遗弃、甚至卖掉了孩子，但从未坦承过甚至意识到有错。父母（亲属）抛弃孩子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2. 人贩子直接或间接拐卖甚至是抢夺孩子。 不少案例都告诉我们，因为诱人的利益，人贩子会采取意想不到的手段来达到抢夺、拐卖孩子的目的。 有的是当街利用交通工具正大光明地抢…… 有的是趁监护人不注意利用某些物品诱惑孩子，进而拐走孩子…… 有的甚至团伙作案，颠倒黑白，在“数个好心人”的帮助下众目睽睽夺走孩子…… 火车站、市场、学校等场所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自己保护好孩子就可以万无一失，孩子这件事情上，哪怕有1%的概率，都是致命的。 父母找到被拐卖的孩子有多不容易？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孩子被拐卖后几乎没有找到的可能，或因找寻时间过长而孩子长大后变了模样后认不出来，或因孩子被人贩子乔装打扮或是将其损害到残疾，真的遇见了，有的父母不敢认甚至是无法接受。 “宝贝回家”上有七万多条寻亲消息，但目前为止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2500多人。 电影《亲爱的》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找了这么久，为什么偏偏是你的孩子？我真的找不动了…… 不少家长不顾一切走在寻找亲生骨肉的路上。 儿时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去外地出差，到达火车站后，一个瘸了腿不会说话的小乞丐死死拽着他的裤腿，不让他离去，任凭这位父亲怎么弄，小乞丐都不愿意松手。 后来经查证，小乞丐是这位父亲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血缘与血缘之间的联系，是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 为什么要拐卖孩子？ 很简单，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没有卖方就不会有拐卖。 我国法律对人贩子做何惩罚？ 根据《刑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2.拐卖儿童3人以上的； 3.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 4.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幼儿的； 5.造成被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将儿童卖往境外的。 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重刑率达56.59%。 如何避免悲剧？ 六一之际，借用一个视频台词来结束本文。 小朋友们要记牢，一人别离家和学校，放学不是亲人接，要向老师去报告，陌生人给东西吃，可千万不能要，陌生人想把你抱，一定要撒腿就跑，牢牢记住，爸妈的电话号，遇坏人大声叫，往人多的地方跑，放学回家，不独自去玩耍，有人搭讪不回答，叫你上车别理他，一人在家，生人敲门别应答，不管他说啥，先给爸妈打电话，迷失方向，拨打报警电话，牢记防拐口诀，在阳光下成长吧。 六一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保护好他。
中国童工獲解救後 生活 更悲惨
“中国每年都有无数童工被社会各界好心人解救，但你知道吗，许多童工一点儿都不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血汗工厂虽然暗无天日，可自己的家乡还要悲惨得多”。 杨三朋是一个15岁的贵州小男孩，在江苏常熟服装城的一家黑作坊工作，一个月工资2500元。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杨三朋每天要缝1000多条裤子，做不完就加班，没法加班就扣工资。很显然，没有多少人能忍受这样的非人待遇。 与杨三朋有类似遭遇的是吉曲阿牛。来自四川凉山的吉曲阿牛从13岁开始就在深圳一家电子工厂打工，工作内容是拼装焊接手机摄像头，每天要焊接1000个，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除了午餐休息半小时，中途不允许说话、玩手机，连上厕所或者喝水时间太长也会被罚。 几乎每年，中国都会有像杨三朋、吉曲阿牛这样的童工得到大面积关注。几乎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也都会无比同情这些童工的悲惨生活。还有人表示愤怒，为什么这些童工的家长如此没有人性，为什么这些黑心老板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政府不把血汗工厂全部取缔？还在等什么呢？但很遗憾，虽然同情心是人类的一大美德，虽然中国的童工问题确实令人心痛，但我们仍然要告诉你：在中国，童工和他们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不得不做的无奈选择。 他们真的太穷了 为什么童工要成为童工？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因为穷。大家都知道，童工往往来自于中国的穷乡僻壤，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童工的家乡到底穷到什么地步。 上文提到的童工杨三朋，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在2014年，紫云县的农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5868元，排名贵州省倒数(77/88)，不仅低于贵州省农村的平均值6677元，还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10489元，更比不上东部地区农村的平均数13145元。 童工吉曲阿牛的家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贫困地区，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2014年，凉山农村人均生活消费年支出仅为545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2878元，平均下来每天7.88元。你可以估算下，他们几天能吃上一次肉。 外出打工是贫困地区人民能看到的最后一线希望。2014年，全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达到了2864元。如果在富裕的东部地区打工，还能赚得更多一些，达到2966元。除掉东部地区的月生活消费支出944元，那么前往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每月最多有可能存下2000元左右的钱。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农民工，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低技能童工的工资肯定没法和16岁以上农民工相提并论，要大打折扣，而且我们也找不到童工工资的官方数据，但从调查报道来看，许多童工的工资至少达到了2000元左右的水准，很多孩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需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在支持童工，沿海地区许多血汗工厂的生活确实暗无天日。童工没日没夜地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在一些狠心老板手下，做得不好甚至还要挨打。2016年4月，一名在广东佛山打工的14岁湖南籍童工猝死，或许就与生前每天加班11小时脱不了干系。 但问题在于，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生活在血汗工厂里，可穷困潦倒的家乡，难道就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童年吗？那可是饭都吃不饱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童工被政府解救之后一点儿都不感激。有凉山童工说“外面打工的日子再艰苦，也总比在家里受穷受苦要好得多”；还有凉山童工说“回家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更有童工拒绝调查记者的拍摄，“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 教育不能改变童工命运 很多正义之士都不相信小小年纪的童工，能够对自己的前途有足够成熟的认知。他们认为童工就像小白鼠一样被黑心老板给“洗脑”了，他们还认为童工和家长都太短视了，童工在本该上学的年纪出来打工，错过了最佳的学习窗口，导致成年之后一直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正义之士说对了一个点：童工基本上都是辍学生。中国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都算童工，而初中毕业正常年龄是15岁左右。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源源不断的童工大军背后，其实就是初中甚至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的孩子。 尽管在官方口径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已经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可中外多位学者的研究都有力证明中国小学、初中辍学率被严重低估。2016年，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省和宁夏省的181所农村小学，发现整个小学阶段累计辍学率高达8.2%。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进入农村小学，就有8.2个学生不能毕业。 农村中学的辍学情况要比小学更加触目惊心。2015年底，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另外一项研究，集过去7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累计辍学率在最坏情况下高达63%。 如果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一就读，那么有31个学生还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有46个学生将进入普通或者职业高中就读，最后只有37个能顺利从高中毕业（23个是普通高中，14个是职业高中）。 考虑到中国职高教学水平令人堪忧，最后能从普高毕业的才是幸运儿（才有可能不从事低技能劳动），再考虑到中国整个应试教育体制竞争极为惨烈，那把初中辍学童工赶回学校，他们继续上高中、继而把高中读完的可能性能有多少？统计数据摆在这里了。 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都希望童工能靠教育改变命运。但你会发现，冰冷的事实并不在乎大家的感受。在中国，把童工赶回学校，孩子们也很难顺利完成学业。下令遣返童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未来还是注定会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命中注定要吃苦 正义人士一厢情愿要把童工送回学校，其良苦用心确实值得钦佩，但他们不知道童工一开始为什么要辍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多项研究都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对于初中辍学生来说，机会成本是主要原因，去上学就意味着家里丧失了一个劳动力。越穷的学生，越容易辍学，上文已经提到过童工家乡到底有多穷，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原因是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一个学习成绩糟糕的初中生，更可能降低学习期望，也就更可能辍学。更可怕的是，一部分农村学生成绩糟糕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有关。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西部农村地区做的抽样测试发现，近半数农村初中生智商低于90。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者天生如此，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出生后的前1000天养育不当——人的认知水平在0-3岁时已基本建立，此后养育、学习对认知水平提高并不显著。那为什么会出现养育不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因为投错了胎。 为了提高中国农村初中差生成绩，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展开了8次干预项目，却没有一次成功。换句话说，你再怎么激励农村初中的差生，都很难奏效了。这些差生的知识吸收能力无法胜任高中乃至大学教育，老师都拿他们没办法。听起来让人非常难过，可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样的初中差生，辍学去做童工的当然不在少数。你把他们从血汗工厂手里解救出来，让他们重返学校，他们的学习成绩只会持续低迷，他们很难打败其他学霸。那么走出大山，走出破败的家乡，去当一名童工，就变成了不那么坏的选择——至少还能学点技能，赚点钱。你还能怀疑童工是愚昧、短视吗？ 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不难看出，贫困家庭做出的童工选择，比人们想象的要成熟、理性得多。如果没有相关政策打配合，解救童工的结果，不过就是让童工以更卑微的方式生活在人们视线之外。 与中国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童工现象也十分普遍。1993年，美国参议院有人提出应禁止从雇佣童工的国家进口商品，孟加拉国闻风而动，随即解雇了服装业约50000名童工。但美国劳工部后来发现，孟加拉国大部分被解雇的童工又在其他服装厂，或者那些更小的、未登记的服装分包厂找到了工作。道理总是相似的。 有人一定会说，既然学习成绩差的童工已经覆水难收，那么学习成绩好、家里却没钱的童工总有办法拉一把吧。只要政府给足了学费，给足了补助，那他还是可以不必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的，还是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的。 实际上，中国“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已经实行了超过10年，每年都在增加投入，政府也宣布了好几次胜利，但今天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两免一补”政策只减少了上学的直接成本，却无法减少那些潜在的间接成本。 “两免一补”政策对真正的穷人家庭来说实在是太杯水车薪了。富裕地区如广东省，2016年农村贫困寄宿初中生的补助每年也只是刚刚达到了1250元，可许多童工一个月就能赚到2000元。要想在义务教育阶段把孩子留在学校，你就得想办法补偿其作为一个劳动力的潜在成本，你就得对其家庭做出足够的补偿。 去哪里找这么多钱呢？作为“明星”贫困地区的四川凉山吸收了大量的各级财政补助，在2014年，有55.8万名农村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即便如此，每个月分到每人头上的低保资金，也只有93.3元。 凉山隔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游离在聚光灯之外，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只能分到79.9元。更何况农村家庭中还有许多生病、残疾、年老的居民，他们既不能作为劳动力，又得花钱治病……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成绩再好，在学校也待不下去。 可能是嫌农村孩子还不够倒霉，中国从2001年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撤点并校”，一直到2012年才紧急停止。十年间，疯狂的“撤点并校”导致中国农村学校数量直接少了一半，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源的减少速度。 政府把教育改革的投入转移到了农村家庭身上，无形又增加了农村学生的上学成本。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农村学生，需要承担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餐费，明摆着逼穷学生辍学。时至今日，“撤点并校”的幽灵仍然漂浮在农村上空。 我们穷尽这么多可能性，不是在鼓吹万恶的童工有多好，而是为了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童工及其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大量研究都表明，经济发展是消灭童工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既然家乡世代贫穷，那还不如另谋出路。 童工当然还有一个永久改变自己和下一代命运的机会：待他们在沿海地区工作到成年后，如果哪天政府开恩，允许他们成家生子，定居下来，他们永远逃离了家乡，也就有可能摆脱贫穷。 可看看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对待外来人口是什么态度。你觉得要清理低端人口的北上广深，会允许童工这样的低技能劳动者在未来定居下来吗？你觉得那些嚷嚷着“外地人滚”的既得利益者，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参考文献： 贵州省统计局, 贵州统计年鉴, 2015. 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统计年鉴, 20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001.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20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
“爱心妈妈”李利娟被刑拘 涉嫌多起欺诈勒索举报
“爱心妈妈”李利娟的“滑铁卢” 涉敲诈勒索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 创办的爱心村被取缔后 70余人已被妥善安置 5月4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听证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现场下达了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爱心妈妈”李利娟创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被关停。 关停的理由是，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检材料。此后，爱心村的经营者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被刑拘。 从收养100余位孤儿而名噪一时的“河北好人”，到成为被举报敲诈勒索的嫌疑人，李利娟的人生巅峰与谷底，在一瞬间完成了颠倒。 “四霞子”李利娟被抓了，从5月5日开始，这个消息便在80多万人口的武安市迅速传开。 对一些人而言，听到这样的消息似乎并不意外。1996年，李利娟开始收养孤残儿童，她自称一共收养了100多人。多年来，围绕她的争议不断，有人说她大爱无边，卖别墅供养孩子；也有人说，这些孤残孩子只是她敛财的工具，平日里她开豪车出行，行为霸道，有人还给她起了“四霞子”这个在当地带着一些“痞气”的外号。 4日上午，武安市对李利娟的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李利娟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被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爱心村听证后被取缔 5月4日和5日两天，武安市委宣传部指定信息发布平台微信公众号“新武安”先后发布多篇文章，公布了李利娟所经营的爱心村被依法取缔的相关内容。 “新武安”4日发布的文章《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依法撤销两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显示：“经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查明，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三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度未报送年检材料，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规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依法作出决定：撤销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民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新武安”还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我市依法取缔李利娟福利爱心村，所涉孤儿弃婴全部妥善安置》的通告。根据该通告内容，当天上午，“民政局牵头联合公安、消防、卫计等部门和武汲镇政府，对李利娟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 做出这样的决定前，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曾举行过听证会，听证会于5月4日在该局办公室内召开。当天上午8点50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委托代理人，也是爱心村走出的孤儿、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在律师殷清利的陪同下，进入听证会办公室。 10多位从爱心村长大并走出的孤儿在办公室外等待，他们现在在石家庄、邯郸等地求学或上班，之所以赶回来，是为了等待一个结果。 20岁的豆豆(化名)在石家庄的一所医专学校读大一。5月3日，豆豆请假回来，打算在听证会之后回去。 “撤证”的消息是4月28日李利娟在微信上面告诉他们的，“如果证撤销了，孤儿院就建不起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家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了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显示，4月22日，该局即向李利娟送达了《武安市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4月24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曾经收到李利娟的听证延期申请，但经审查，李利娟的申请延期理由不符合《河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听证会如期举行。 李利娟的“独立王国” 在听证会举行之前的5月3日，北青报记者曾与李利娟见面，当时她已经在担心爱心村的行政许可会被撤销。 李利娟解释说，在1996年收养孩子之初，她没有办理相关证照的概念，只是想着把他们照顾好。直到1999年，来了几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治病要登记身份，才知道户口的重要性。 李利娟说，她不断去找领导说“我收养了这么多孩子，能不能给俺孩子上个户口”。 2006年，邯郸市领导注意到她的情况，爱心村和孩子们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当年11月，证书下来了。 李利娟形容，到家后孩子们知道这个消息，兴奋得无法入睡，还开了庆祝会，每个人都抢着看这个证书。“如果没有这个证书，我们家也就不可能走出11个大学生，其实前面的几个孩子也不傻，他们只是没有正常上过学”。 李利娟还透露，带着孩子去医院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这个证书，这样才能去联系基金会。如果没有这个证书，医院不清楚孩子的来源，不敢随便收治。 李利娟称，今年3月，她拿到新的资格证书时，审批局没有说到年检的问题，而一个月以后，却因年检问题而被撤销资格。 武安市有关部门取缔李利娟的爱心村，似乎并不仅仅是年检问题。 根据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或者弃婴时，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按照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武志荣的说法，“李利娟拒绝到民政部门进行年检登记”。民政局专门对其下发文件通知，要求将孩子接入公办福利机构，但李利娟拒不执行。 而当地通报的内容称，李利娟所创办的福利爱心村，几乎成了“独立王国”：安全检查进不了门，公安机关采不了血，甚至对消防整改通知书也拒签。 多起涉嫌欺诈勒索举报 “爱心妈妈”是很多人对李利娟的称呼。 2006年，李利娟获得“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时，颁奖词写道：“李利娟，用自己柔弱而又坚强的肩膀，以真诚而又执着的爱心，赢得了‘爱心妈妈’这个散发着温暖和耀眼光芒的光荣称号。” 李利娟的微信个性签名是“无怨的付出，无悔的奉献”。不过传递给外界的这个形象，随着她被刑拘和更多“内幕”的爆出，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 “新武安”对李利娟被拘留一事的表述是：李利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证据确凿，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对其实施刑事拘留，并于5月5日凌晨将其从北京带回武安。“尽管案件调查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线索和举报尚需一一查证，但窥一斑而见全豹，冰山一角也足以看出李利娟的真实形象。” “新武安”发布的内容称：“随着收养人数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接受捐款也越来越多，尝到‘慈善事业’甜头的李利娟，加上对法律法规的无知无畏，一步一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根据“新武安”的发布，李利娟涉嫌违法犯罪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套取低保资金，二是敲诈勒索。 文章称，虽然李利娟一直称自己收养了118名残疾孤儿弃婴，但有群众举报，有的孩子仅仅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便被放到爱心村名下，即可套取低保资金，也能扩充爱心村门面，而实际上，有32名学生虽然是爱心村的“孤儿”，但却都有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此外，李利娟被指利用孤残儿童和弃婴当做“挡箭牌”和“敲门砖”进行敲诈勒索。“新武安”列举的事例有：李利娟在宾馆乘坐电梯，其以电梯不稳造成腰部损伤为由讹诈17万；从宾馆出来到医院就医，又以药物过敏为由讹诈医院12万；企业架设光缆从爱心村上通过，李利娟以光缆辐射儿童造成伤害为由要钱7万元，并让企业写下“爱心捐款书”。此外，她还曾经在一起阻碍重点工程建设中，让残疾智障儿童坐到基坑边、往基坑里跳、往施工车辆下钻，把孩子们置于危险境地。 李利娟17岁的“女儿”雅洁(化名)说，电梯事件她当时在场，“我妈当时从电梯摔下来，半年时间，站都站不起来，别说走路了，上厕所都要我扶着。在医院那次，是因为护士输错药，都休克了”。在另外一起事件中，雅洁的说法是：“孩子们的行为是因为架电线的工人打了他们”。 对此当地通报称，据公安部门调查了解，李利娟不仅唆使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违法犯罪，而且对不听话的孩子采取殴打恐吓、不给饭吃等手段逼其就范。“由于群众举报较多，公安机关正在对李利娟一案做进一步核实调查，等待李利娟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紧邻市委大院的杂货铺 在80多万人口的武安，李利娟算得上是一个名人，“好多搞直播的都去她的爱心村拍视频蹭热度，我都看过。”出租车司机说。 李利娟曾表示，支撑爱心村运营下去，主要靠的是别人的捐款。现在网上依旧能搜到很多想要捐款的人在询问李利娟的联系方式。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2011年时，她就已经入不敷出，不得已卖掉了家里的别墅。她和媒体讲，为了多赚些钱，在市区里开了一家杂货店，每天早晨送完孩子以后，她便会来到这家杂货店经营。 5月6日下午，北青报记者在武安市区找到了这家占地10多平方米的杂货店。杂货店紧挨着武安市委大院，在整个市委大院周边，能这样挨着围墙搭建的铁皮屋，也只有李利娟的这一家。 “人家是焦点人物呗，要不然能让她在这个位置开店？”旁边一个修鞋摊的摊主告诉北青报记者，“这家店开了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店主收养了很多孩子，平时我们见她也很少搭话，不过从今年年初就没再见开过门，以前正常营业的时候也经常闭店，卖一些衣服、鞋子什么的，生意不见得很好。” 而对于女店主李利娟的为人，周边店铺的经营者都不愿多说，“多多少少有点儿‘痞’吧。”一位摊主小声说。 根据武安市委宣传部的通报，李利娟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怜”：“打着‘爱心妈妈’的旗号，借着众多孤残儿童的名义，凭着硬讹软磨各种手段，李利娟通过向有关部门频频发难而获取利益，利用为善的面目获得外地爱心人士捐款。” 根据当地统计，仅2017年，李利娟通过民政部门领取低保金、房租取暖费、房屋修缮费等共计127万多元。经初步调查，李利娟在武安有多处房产，在邯郸也有房产，平时不在爱心村居住，名下有路虎、奔驰等豪车。经公安部门初步查明，李利娟名下存款有2000多万元，美元2万元。 对于这2000多万元，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表示并不清楚来源，不过她认为这些钱都是“合理合法”的。 孤残儿童将被妥善安置 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距离武安市区不到10公里的距离，位于营玉公路的东侧，营玉公路上排满了运送钢砂的大货车，一眼望不到头。 […]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指虐待儿童，引发众怒
一家纽约上市公司经营的幼儿园被一波公众质疑和愤怒淹没。此前，一些家长指控称，一个班级里的孩子被喂药、被扎针并被强迫袒露身体。北京警方和教育部门的官员并未证实任何广泛流传的有关幼童在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遭到虐待的说法。新天地是北京东部一处中产阶级公寓住宅小区。但在近期一系列幼儿园教师殴打和虐待儿童的事件之后，中国公众和互联网上很少有人倾向于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老师跟孩子说，‘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一直能伸到你的家里，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能知道，’”在中国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一段采访中，一名女子在幼儿园外流着泪告诉记者。“孩子怎么能不害怕？”她说。“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不敢告诉他们的父母。” 周五，经营幼儿园的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一些班级仍在继续上课，这表明至少一些在这里上学的孩子的父母没有因为相关报道而动摇。警方和市教育局谨慎地回应称，他们正在进行调查，如果指控被证实将予以严惩。但在中国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家长们通过采访和社交媒体分享的说法在本周传播开来，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声浪。一些父母提出更为悲观的怀疑，认为他们的孩子可能在被强迫袒露身体后遭到猥亵。 中国的审查人员经常删除会引发对政府的批评或引起骚动的言论。但是这次他们似乎无法平息情绪的爆发。 “呼吁大家救救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主持公道！”一个社交媒体账号这样写道，这条信息在微信和新浪微博上迅速传开。在中国，很少有话题能像孩子的福祉那样激发人们的热情和担忧。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所有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这项限制大多数城市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直到最近才被放宽。对这些报道发自肺腑的愤怒揭示了许多人对于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僵硬、严厉甚至具有虐待性的现状的不信任，也让儿童受虐待时官方问责的缺位暴露无遗。即使是经常捍卫中国政府的新华社也不得不要求给出解释。“审视近年来的虐童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毫无师德、甚至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能够混进教师队伍？”周四新华社的一篇有关这些指控的时评写道。“偶发事件可以归结为个人原因，但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文章说。“有关部门必须以对社会、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更高层面审视此类事件。” 中国媒体引用家长的话称，他们的孩子提到自己被喂食了白色药丸，使他们昏昏欲睡。另一些家长分享了一些照片，照片中孩子的身上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小针孔的印记。还有一些家长表示，孩子说有裸体的成年人强迫他们脱掉自己的衣服。警方周五表示他们正在审查这些指控，至今仍未对指控的真实性做出公开评论。家长们却在继续采取行动。周四，数十人聚集在幼儿园外面寻求答案。还有一些人把孩子接出了幼儿园并要求退还学费。“现在我和妻子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这些指控，但我们不可能安心地把女儿留在这里，”张志强说。她两岁的女儿在这家幼儿园上早期教育课，每年的花费超过27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834元）。 “这个幼儿园在我们小区很受欢迎。想得到一个名额的竞争很激烈，”他说，但补充道，“我看到昨天的新闻后决定，我们的女儿一刻都不能在这呆下去了。” 这家幼儿园是由红黄蓝教育(RYB Education)运营的。这家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直接运营中国共80家幼儿园，另有超过175家特许经营的幼儿园。“我们的专业、高素质的教师和园长们，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建立的高效的培训、发展和保留师资力量的系统，以及管理人才的体系，为我们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奠定了基础。”该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说。 但是，该公司在中国的两所幼儿园曾被指控伤害儿童，这使得人们认为本次指控也应该是有事实依据的。2015年，吉林省四平市的四名红黄蓝幼儿园老师被控用针扎幼儿的头、嘴和四肢。受害儿童超过20人。这四名老师于今年4月被定罪，并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至两年十个月。今年也有中国媒体报道称，视频曝光了北京一家红黄蓝幼儿园老师用脚踢孩子的行为。该公司随后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表示将对虐童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类似问题并不只存在于红黄蓝教育机构。本月早些时候，网络视频曝光了上海携程亲子园三名看护人员将女童猛推在地，并强迫幼儿吃芥末的片段。该亲子园随后被停办。 据财新网报道，自2010年起，新闻媒体和网站已报道过逾60起中国幼儿园和儿童保育机构的身体虐待事件。红黄蓝教育机构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该幼儿园涉事教师已被停职，相关监控资料及设备已经交给警方，公司将全面配合公安部门调查。但该公司也表示，他们就“诬告”向警方进行了投诉。 “我们坚决奉行零容忍的原则，”该公司称。“如有任何公司和幼儿园应承担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
父亲与遭拐14年儿子团圆 中国如何打击儿童拐卖？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7年10月，4岁的孙卓在深圳市遭人口贩子绑架，但他的双亲从未放弃希望。父亲孙海洋把自己在深圳的包子铺店名改为“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并发起“寻子联盟”，与公益组织丶警方丶媒体等合作，帮许多父母找回了被拐卖的孩子，却始终没找到自己的孩子。 孙海洋的故事成为了香港导演陈可辛2014年的电影《亲爱的》的原型。根据电影资料库IMDb，这部由知名演员赵薇及黄渤主演的电影获得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票房，将中国的拐卖儿童议题推到了镁光灯之下。 12月6日，孙海洋夫妻终于结束了14年的寻子之旅，在经过DNA比对后，与已经18岁丶与养父母一同住在山东的孙卓重逢。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微博纪录了他们的团圆画面，成了中国社交媒体上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关注人数高达2300万。 中国警方同时也破获了孙卓的拐卖案件，将一名吴姓嫌犯逮捕归案。孙卓的养母则获保释，等待司法判决。根据中国刑法，人口贩运案件的诉讼时效通常为15年，这些案件的处罚从5年监禁到死刑不等；购买被绑架儿童的人则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 一胎化政策下：女孩遭遗弃丶男孩遭拐卖 拐卖儿童事件在中国是一个饱受讨论的社会现象。根据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建的“宝贝回家”网站，截至2018年，网站上还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在寻找自己的孩子，且平均每天有11个寻找孩子的家庭在网上进行注册。 该统计并发现，遭遗弃或送养的孩童数目自1980年代初期攀升，并在1990年附近出现高峰。而1979年正是中国一胎化政策开始实施的年份。 2019年一份由厦门大学学者针对中国拐卖儿童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大幅增加了遗弃儿童和拐卖儿童的现象，而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也导致大多数被遗弃的儿童是女孩，大多数被拐卖的儿童是男孩。以孙卓为例，他的养父母在养育他之前，也已有了两个女儿。 随着中国政府于21世纪初开始逐步放松一胎化政策的执行，并在2015年撤销该政策，遭通报的拐卖事件也急剧下降。 中国政法大学反拐中心执行主任张志伟向《纽约时报》表示，像全国失踪儿童DNA数据库这样技术上的进步丶更严厉的刑事处罚以及公众对拐卖儿童意识的提高，都有助于遏制这一问题——但对孙海洋来说，他遇到的困难却是比许多失踪孩童的家长来得巨大。 中国公安“打拐”行动 根据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题为《我陪孙海洋找孩子的这14年》的文章写道，自2007年起陪孙海洋寻找儿子的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表示，2009年起，中国公安部建立了打拐DNA库，采集失踪孩子家长的DNA，并规定来历不明的孩子上户口时须登记DNA。这使得2010年后许多案子都能快速破案。唯有2010年之前拐卖儿童的案子，找回来的概率比较低。 此外，由于孙卓在山东有了户口，身份已被合法化，要找到他变得更加不容易。这也使得中国网民们追问：为何被拐卖的孩子可以办户口？ 上官正义指出，洗白身份的一种手段，就是直接花钱买户口。当被拐儿童的身份被洗白后，亲生父母也就更难找到。他观察到，2019年也出现了为被拐孩子做假的亲子鉴定，进而能够补办出生证，并且办理户口。 有研究指出，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加上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女孩遭遗弃、男孩遭拐卖的现象在上个世纪末频传，直到2000年初期政策松绑后才逐渐好转。 另一个方式，则是报假警。文章写道：“买家买了孩子后，报警说在自家门口捡到了小孩，通过公安机关内部的关系让他们出警，最后按照被遗弃的孩子出具证明，拿着证明去民政局备案丶公示，以领养的程序，合法接收小孩。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洗白上户口了。” 孙卓的养母称，绑架孙卓的人贩告知她，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周边邻里都不知道孙卓的身世。但孙卓实际上是如何进入户口的，仍有待调查。 此案也引来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言指出，需进一步关注拐卖儿童链条中，公权力有无失职渎职的问题。 “如果一些公职人员把关审核不严不实丶敷衍应付，或者与不法分子里外串通，伪造丶买卖申报户口的材料，都意味着公安户籍部门管理的疏忽和卫生系统‘内鬼’的存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一篇声明中写道。 困难抉择：是否与亲生父母一同生活？ 孙卓并非近期唯一一个被找到的拐卖儿童。今年7月，寻子长达24年的郭刚堂夫妻也成功与儿子郭振团圆。他们的故事也被拍成另一部2015年上映丶由知名香港演员刘德华饰演的电影《失孤》。 然而，对许多网友而言，这些故事似乎并非真正的“大团圆”—— 郭振最终选择了回去与养父母继续生活，而根据新京报报道，孙海洋夫妇在与孙卓于湖北老家团圆后，也将儿子送回到山东养父母家，继续上学。 极目新闻报道，当孙卓被问及今后打算时，他说自己还无法作出决定。他说：“我在两边父母这里都受到满满的爱，亲生父母找了我十多年，非常辛苦，养父母养育了我十多年，也很辛苦，那边的朋友丶回忆这些东西都不是一时半会能割舍的。” 孙海洋对孙卓选择出于学业考量，留在养父母家生活，他表示理解。他说，不管怎么样孩子找到了就是最高兴的事，其他问题已经不会过多在意了。 至于孙卓是否会去看那部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电影《亲爱的》？孙卓只说：“还没打算去看，我怕看的时候太痛苦。” （综合报道） © 2021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