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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親権の制度 導入すべき” 自民の作業チームが法相に提言

Find My Parent Japan joint custody parental abduction

離婚後の子どもの養育の在り方などをめぐり、自民党の作業チームは、原則として、父親と母親が引き続き責務を果たすため、双方が親権を持つ「共同親権」の制度を導入すべきだなどとした提言をまとめ、古川法務大臣に提出しました。 親が離婚したあとの養育費の不払いや親権の在り方など、子どもの養育をめぐる課題の解消に向けて、法務大臣の諮問機関である法制審議会の部会は制度の見直しに向けた議論を行っています。 こうした中、自民党の法務部会の作業チームは子どもの養育の在り方などをめぐって提言をまとめ、21日、古川法務大臣に提出しました。 この中では、離婚した場合、原則として父親と母親が引き続き子どもに対し責務を果たすため、双方が親権を持つ「共同親権」の制度を導入すべきだとしています。 また、離婚する場合、父親と母親が子どもの養育を適切に行うため「監護割合」や養育費などについて定める「共同養育計画」の作成など、必要な事項について一定の責務を課すべきだとしています。 さらに「共同親権」の制度の導入に伴い、父親と母親の一方がDV＝ドメスティック・バイオレンスや児童虐待を働いているなど、原則どおりに適用すると不都合が生じ得るケースについて、安心・安全の観点から丁寧に対応する規律を設けるべきだなどとしています。

虐童事件频发：鞭笞失败的中国早教

骨肉相连，亲生父母怎如此残忍？ 在实行一胎制的中国，单根独苗的幼童往往被家长当做掌上明珠宠爱着，尽量将他们送往最好的幼儿园，接受最好的早期教育。然而，早教的发展却远未跟上时代的步伐，虐待幼童的事件屡见不鲜，一次次地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 案例一：5岁女孩不听话 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 日前，一福州网友微博爆料，5岁小女孩疑被父亲虐待，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微博发布当天，女孩父母迫于压力，突然辞职跑了。知情者称其父陈某塘有3个女儿，一直想生儿子，下手就很重了。[详细] 随后这位父亲现身接受采访，承认用晾衣架将女儿打的遍体鳞伤，自己教育方式有问题。他不知怎样管教女儿，除了打不知该怎么让小孩听话。他说女儿不听话偷偷倒掉剩饭，气不过才打她。“我们农村人很讨厌浪费粮食，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很反感她这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不会理解。”[详细] 案例二：炒股失意男虐待女儿 烫脚底逼喝臭水 用电吹风的热风吹孩子的脚底，将孩子按到水沟里喝臭水，抓着孩子的头往衣柜上狠摔……这是一个父亲对12岁女儿的暴行。2012年2月13日，女孩小妮被送泉州第二医院急诊，“啊，啊，痛……”哀嚎声不断传出。 女儿父亲庄某平称小孩子不听话，就是要用打，并说女儿学习不认真，没达到他的要求。其实女儿学习很优秀，上学期考了99分，他觉得100分才算好。原来庄某变平卖房产和首饰，拿去炒股亏的一塌糊涂，由此开始打老婆孩子，靠老婆打工养他。其岳父告诉记者，庄某去年曾抓着女儿的头把衣柜撞烂。[详细] 案例三：母亲虐待7岁女儿致八级伤残被判刑 “用铁衣架打我的身体，手掐我的腿和腰……将我抱起来扔到床上，站在床上用脚踩我的肚皮。”拳打、脚踢、刀划……这是一个7岁小女孩的遭遇，实施者竟是她母亲万大仙——29岁的贵州人，小学文化，三个女儿的母亲。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在晋江市磁灶镇一工厂宿舍内，万大仙多次殴打女儿娇娇，致娇娇头部、胸部、右肘部等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娇娇为重伤，伤残等级为八级。 “不是我打的，是她自己摔伤的。”“我只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哪里是犯罪！”在正式宣判前，法官再次询问万大仙是否认罪，这个“虐童母亲”表情依旧冷漠，辩称是在教育孩子，毫无悔罪表现。最终，她被重判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详细] 老师家长齐虐童，怎一个狠心了得 本月，两则新闻迅速点燃网友怒火：广州一幼儿园老师狠摔4岁女童致重伤，太原一5岁女童十分钟挨女老师几十个耳光。全国范围内，许多泯灭人性、令人恸心的虐童案发生在不幸的家庭： 2012年5月，山西平顺县7岁女孩小潇然疑被继母虐待两年致死，其惨状“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完肤，淤青和烟头烫伤疤痕随处可见，肠子被打断，尸检时腹腔里的血水多得连矿泉水瓶都无法盛下……”[详细] 2012年7月8日，青岛13岁女孩孙正雯从7楼跳下身亡，自杀前她留下三页遗书，称不堪忍受父母长期家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女孩还留下一页遗嘱，希望死后捐献遗体。[详细] 2012年9月9日，四川仪陇县36岁男子刘辉绑住9岁儿子，进入长达20多分钟“棍棒教育”，第二天儿子因多器官衰竭死亡。邻居反映，刘辉对儿子缺乏管教，出了事非打即骂。[详细]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4.1%儿童在成长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另一项对300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研结果发现，这些案件基本都是未成年人遭受家暴致残致死或持续多年才浮出水面。“有的未成年人长期反复遭受暴力，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儿，遭受父亲暴力侵害长达14年。” 研究发现，四种家庭最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单亲家庭、继亲家庭、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与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相比，儿童身体和精神方面侵害，受虐儿童根本不知道报警求救，大多忍气吞声。儿童遭受性虐待案件，更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成为家庭成员难以启齿的秘闻。很多虐童案件往往是在儿童受虐过于严重时才被披露，绝大多数案件尚不为人知。[详细] 日本年轻父母责任感缺失 虐童问题令人发指 2011年，日本虐待儿童案件超过5万件，再创历史新高。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在大力推动“要保护儿童”的收养制度，目前已经有13.6%的儿童被养父母收养。媒体曾报道，日本福岛县一名卡车司机伊藤，长期虐待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心情不好时就把硫酸轮流注入他们的双眼，这两个孩子被摧残得双目失明。[详细] 为何在这个一向以彬彬有礼形象示人的“文明”国度里，有这么多的父母们能对亲生骨肉如此残忍？分析认为，日本年轻父母责任感严重缺失、没有正确指导、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是主要原因。“奉子成婚”的年轻父母们心理极不成熟，没有为人父母的自知与自觉，工作生活中一不顺利，便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在中国，又有多少80后、90后毫无心理准备，甚至不具备经济条件，就已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一旦双方起争执，无辜的孩子又将遭受劫难。 美国则拥有工业化大国里最糟糕的虐儿记录，每5个小时就有1个孩子死于受虐待或者被忽视。研究显示，虐待儿童现象增加与最近的经济衰退有关，导致人们对不景气的经济形势更加担忧。因为抚养年幼孩子压力大，再加上减薪或失业，可能促使家长产生某种暴力倾向。[详细] 虐童现象探因：父母该如何教育孩子 心理畸形的父母，让家庭暴力悲剧重演 施虐者的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是虐童的主因，父母们的暴力经历很容易被孩子传下去。前文案例中，小妮父亲的暴力行径也许是小时候有过相同的经历，如今在女儿身上“强迫性重复”。心理专家认为，“炒股只是一个诱因，将他潜意识里的阴影激发出来。这个父亲心理极度不健康，认知存在障碍。” 而案例三，万大仙的成长环境缺失爱，导致其极度自私。没生儿子的她认为是女儿导致她失去幸福的，她因此将愤恨发泄到女儿身上，把女儿“往死里打”。案例一这位父亲尽管否认讨厌女儿，却依然采用一种错误的教育方式。[详细] 可见，女孩子更容易成为“重男轻女”思想的牺牲品，他们在家中尤其是农村家庭地位更低。2012年9月23日，23岁湖北女子丹某，因产下女婴，家人态度巨变，她不堪冷遇决定“闷死”女儿，所幸抢救及时孩子脱离危险。 […]

何处是吾乡——失踪27年的孩子回家了

新华社沈阳5月30日电（记者于力、李铮、高爽）我出生在哪里？我原本叫什么名字？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从幼年开始，林成佳总比同龄人多些疑问——由于4岁就被拐卖，林成佳早已不知自己曾叫什么，如果不是养父母透露，可能他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世。 　　很多疑惑汇聚成一个问题：何处是吾乡？ 　　山东兖州丨讲述人：林春 身份：母亲 　　“孩子让我带他去买鱼。我忙着洗衣服，就叫他等等。孩子转身到外边玩，没想到就再也没回来。”1994年11月7日的那个上午，林春终生难忘。 　　1994年3月，浙江省瑞安市曹村镇居民林岩金、林春夫妇带着4岁的儿子林成佳来到山东省兖州区北关村，租下一间民房制作售卖蛋糕。 　　“你家孩子好像被一个流浪男孩领走了。”房东的一句提醒让手中还拎着湿衣服的林春慌了神。“我冲出去到处找，却一直没有找到。”一家人找到深夜，始终未见孩子的踪迹。 　　“第二天，在房东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流浪男孩。”林春说，经警方询问得知，有三个人给了流浪孩子些钱，让他将林成佳骗出家门。 　　第三天，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据他们供述，林成佳被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的惠怀利和福建省莆田市的庞啟玉带往广州。 　　此后，山东警方带着林岩金到莆田等地寻找，未果。“怕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我们夫妻俩在山东又住了一段时间。27年了，莆田、贵州……只要得到一点消息，我们就去找，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找孩子花了20多万元，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已是倾家荡产。”林春说。 　　27年间，寻找林成佳的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 　　辽宁朝阳北票丨讲述者：付大合 身份：民警 　　“经过对莆田市东庄镇符合年龄的男青年进行人像比对，结合走访工作，今年4月3日专案组确定该镇一名男子很有可能是林成佳，现在北京工作，并愿意配合采血。”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公安局副局长付大合得到这一消息后，顾不上当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一天，连忙乘高铁去北京。 　　“很快基因比对结果就出来了，这孩子的确是林成佳。”付大合说，得到消息后，他立刻通知了林成佳及林岩金夫妇。 　　“林成佳及林岩金夫妇得知情况后，均表示愿意认亲，为了当面感谢警方，他们全家一致决定在北票相认。”付大合说，林岩金夫妇和小女儿从浙江瑞安老家出发，林成佳携新婚妻子从北京赶来。 　　“林成佳只是被惠怀利团伙拐卖孩子中的一个。1993年至1995年间，该团伙先后在辽宁省北票市、山东省兖州区、四川省成都市、重庆沙坪坝区拐卖9名男童。”付大合说，今年1月公安部部署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辽宁省各级公安机关认真梳理案件线索，将惠怀利拐卖儿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研判，最终于今年2月5日在天津将已经易名为“罗恒”的惠怀利抓获，审讯后确定了9名男童均被拐卖到莆田的犯罪事实。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使用大数据研判手段在福建6个重点地区梳理出符合被拐卖儿童年龄段人员3000余人，最后梳理出103名疑似被拐卖儿童，历时20多天将惠怀利案中被拐的多名儿童找到。”付大合说。 　　辽宁沈阳丨讲述者：翁林飞 身份：表姨 　　4月7日上午，已经来到北票的林家人早早起床，到花店购买了两束鲜花，一束送给儿子、一束送给民警。“家里人决定让我去接站，其他人在公安局等候见面。”林成佳的表姨翁林飞说。 　　“他小时候的长相一直刻在我脑子里。”站在北票高铁车站出站口，翁林飞有些激动。“佳佳！”当看到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走出来，翁林飞脱口喊了出来。“这就是佳佳，眉眼和他爸特别像！” 　　这声“佳佳”，林家人呼唤了27年，林成佳错失了27年。 　　林成佳被拐卖到福建莆田后，很快随养父母一家来到辽宁鞍山生活，并于小学四年级来到辽宁沈阳沈河区生活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这些年一直在沈阳于洪区，将近20年啊，谁能想到我们竟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翁林飞说。 　　回公安局的路上，翁林飞不停地说着林成佳小时候的事，并告诉他现在家里的情况。 　　在北票市公安局3楼会议室，一家人终于相见。当林成佳走到父亲林岩金身旁时，两个人没有说话，身体却不约而同地颤抖起来，随后紧紧拥抱在一起，母亲林春在一旁掩面而泣。 　　“北票市公安局专门为我们一家人准备了一桌‘团圆饭’，我们围坐在一起，那一刻真是幸福得不得了。”林春说。 […]

AI寻亲：一张童年照片找到失踪19年的孩子 

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父母寻子的路程。 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把失子家庭之痛呈现在公众面前。从失子那一刻起，他们踏上漫漫寻子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他们寻子的身影，但多数都无功而返。 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改变这种状况。近些年，从公安部、民政部到腾讯、百度、今日头条，政府和企业在合力完成一项任务：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让被拐和走失儿童回家。 AI寻亲，一个源代码，便是失子家庭的一个希望。没有一项技术应用，会比让失散的亲人团聚更圆满。 优图团队使用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实验。来源腾讯优图 【长报道】 如果孩子被拐10年时间，案件线索中断，仅凭一张被拐时两三岁的照片，如何找到他？ 这是发生在2009年前后的10起拐卖儿童案，2014年嫌疑人被四川警方抓获时，由于买卖儿童的中间人没找到，10名儿童一直下落不明。 桂宏正的孩子也是被拐的一员。10年来，他们尝试寻子的方法，都是徒劳。孩子被拐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印在寻人启事上贴满城市的电线杆；群发在论坛和贴吧上；印制在寻人扑克牌上。都没有结果。 警方也在寻找，曾带着嫌疑人前往汕头指认现场，联系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模拟孩子10岁左右的画像，甚至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同样无果。 直到2017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提出在四川这起积案中初次尝试。 2019年，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这10名被拐男孩成功比中7人。随后，深圳警方同样依托该技术，找回5名被拐儿童，其中时间最久的，已经被拐19年。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锋认为，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将警方寻人的范围缩小，以四川的拐卖儿童案为例，AI技术将原本十几万的数据范围缩小到三位数以内，大大缩小了警方的侦查和落地工作。 目前，这项技术尚在起步阶段。陈建锋认为，下一步会考虑向全国范围推广。同时，AI技术只是寻亲的辅助方法，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进行DNA比对。建议寻亲家属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机关将NDA录入信息库中，“技术是辅助，现实中，寻亲只是一滴血的距离。” 2018年11月，四川专案组民警从从广东省茂名市、阳江市，辗转到广州，寻找被拐儿童。受访者供图 10名儿童被拐下落不明 过去的几年里，四川打拐办的民警们，一直在和一起拐卖儿童案“较劲”，民警心系的，是案件中已经被拐卖10年的10名儿童。 2014年，警方抓获了一名拐卖儿童嫌疑人王浩文，发现同年发生在四川遂宁、巴中、南充的三起案件，均是王浩文以给孩子买东西为由，将三名男孩拐走，并通过中间人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往广东汕头。 三名被拐男孩很快被解救，王浩文等5名嫌疑人因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王浩文是主犯，获刑15年。 专案组在侦查中还发现，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四川其他城市发生的10起拐卖儿童案中，嫌疑人作案手法、相貌特征均和王浩文相似，在审讯过程中，王浩文也承认这10起积案均是他所为，但他坚称带走孩子的一名中间人，始终没能找到。 线索就此中断。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这10名被拐男孩，去向应该都是在广东汕头。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回忆，王浩文每卖掉一个孩子，喜欢在当地立即将钱存进账户，而在汕头，王浩文有多笔进账。 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末，汕头总人口（户籍）是546.57万人。蒋晓玲明白，想要找到这10名被拐男孩，如同大海捞针。 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专案组民警都有尝试。 2014年底，民警将王浩文从看守所提出来，押到广东去指认他和中间人接头的地点。到了目的地，他却只是说找不到了，“路都变了，认不出。”在语言不通的汕头，这些四川的民警试过挨家挨户走访，没有结果。 2015年，专案组联系了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画像，根据孩子们被拐时3岁左右的照片，模拟出他们10岁左右的画像。 根据这些画像，民警前往汕头，花了10天时间，从当地十几万适龄男孩的照片中一条一条比对，用肉眼看是否相像，分析家庭中是否有怀疑的因素，比如男孩和父母年龄差别多大，有几个姐姐，和姐姐年龄差别多大，是否同一年有两个孩子？ 通过这种“笨”方法，民警从十几万的数据里，挑出300多张照片带回四川，组织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进行辨认。青少年时期正是相貌变化最大的时候，蒋晓玲说，家长辨认时，时常会觉得这都是自己的孩子，看着看着，夫妻之间有时又会为了当初丢孩子的事，陷入争吵。 被拐男孩小杰（化名）的父亲桂宏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及当时的辨认结果时，总认为真的找到了孩子，因为“太像了，感觉有80%的把握。”辨认最后，民警从这300多张照片中提取了176张“特别像的”进行DNA比对，可最终，一个也没比中。 蒋晓玲认为，仅凭肉眼去观察，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被拐卖失踪的中国儿童，最终都去哪了？

江西夫妻16万元卖儿子、湖北情侣4.5万元卖女儿、陕西女子5万元卖儿子。这是最近一个月里，警方破获的几起拐卖儿童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拐卖者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骨肉情深，孩子失踪后，最心痛的肯定是父母。然而，相当多的儿童失踪事件，家长都难辞其咎。 中国有多少孩子失踪了？那些失踪的孩子去了哪里？又有什么规律可循？ 失踪儿童有多少？ 中国每年有多少失踪儿童？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公布。 “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因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 虽然网站没有涵盖所有失踪孩子的信息，但也能最大限度描绘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失踪儿童的情况。 数读菌爬取了该网站截止至2018年8月12日所发布的35850条“家寻宝贝”信息（寻找失踪儿童）和36020条“宝贝寻家”信息（失踪儿童找家），对中国失踪儿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变的严重的，到90年代初，失踪儿童数达历年之最。 也是从90年代起，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公安部也开始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数开始逐渐回落。 中国的失踪儿童人数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猛增，与计划生育政策脱不了干系。 由于一孩子政策，一些父母（亲属）选择将超生的孩子送养甚至遗弃，这导致失踪儿童数猛增。 同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之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铤而走险买男孩领养。 学者李钢在一篇研究论文里提到，虽然在1980年时，计划生育政策就调整为只准生一胎，但还未落实，到了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开始严抓。这一年开始，失踪儿童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多。 在35850个被父母寻找的孩子中，因父母（亲属）送养导致的失踪有13360人，直接被遗弃的人数也达到了2376人。 另外，由于重男亲女的观念，女孩被父母（亲属）放弃的比例要更高，超过一半失踪女孩都是因为被送养、遗弃。 因参与拐卖22名儿童案而被判处死刑的谭永志，曾在受审时强调自己是“做好事”。 他在法庭上供述，有工人告诉他，孩子不想要了，让他去打听有没有人要小孩。“我认为我是在办好事，帮助别人解决需要，不算违法。也没有骗、偷孩子，更没有伤害孩子。” 正是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地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父母（亲属）寻找失踪孩子时，主动承认是自己送养和遗弃，需要一定的勇气。还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送养、遗弃、甚至卖掉了孩子，但从未坦承过甚至意识到有错。父母（亲属）抛弃孩子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父母（亲属）导致的孩子失踪外，孩子失踪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人贩子诱拐。 提起人贩子，所有人都咬牙切齿。在有关拐卖儿童的刑法中：“刑法（八）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拐卖儿童的最低法定刑，高过了故意杀人。毕竟，当孩子被人贩子拐走的那一刻，就是整个家破碎的时候。 那么，几岁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 答案是2-4周岁。 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易失踪， 是因为孩子到这时已有脱离家长监护的情况，但孩子年龄小，没有自我防范意识，一旦遇到危险无法进行自我保护。 同时，与其他国家人口贩运的主要目的是剥削不同，在中国，人贩子拐卖儿童的主要目的是卖给别人收养。年龄越小，孩子的记忆越少，越能融入被拐家庭。 […]

女孩因受网上欺凌自杀 事件震惊澳大利亚全国

在澳大利亚，网上欺凌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据英国广播公司10日报道，一名14岁的女孩上周就因网上欺凌而自杀。这位名叫多丽的女孩曾因出现在澳大利亚著名帽子生产商Akubra的广告中而为澳大利亚人所熟知，这起自杀事件也震惊了澳大利亚全国。 　　女孩自杀引发极大关注 　　当地时间10日，女孩多丽·埃弗瑞特的家人发表声明，称很感谢许许多多“在多丽离开我们，我们的世界崩塌之后，送来安慰和支持的人。”　　埃弗瑞特一家称，多丽一直是个善良、会照顾人的孩子，喜欢动物，有爱心。“如果能帮助其他孩子停止遭受欺凌，那么多丽就没有白死。”　　上周，14岁的多丽因为遭受网上欺凌选择自杀，震惊澳大利亚全国。　　多丽是澳大利亚知名的Akubra女孩，因8岁时出现在Akubra广告中而为澳大利亚人所熟知。Akubra牛仔帽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品牌，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　　在网上欺凌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多丽之死在澳大利亚引发极大关注与讨论。Akubra公司9日也在“脸谱”上发表声明，称反对任何形式的欺凌。　　多丽的父亲迪克·埃弗瑞特没有说明欺凌的具体细节，只是称，多丽希望能够“躲开这个世界的邪恶”。　　他还说，如果当初自己能对欺凌多点认识，女儿的命可能不会就这么没了。　　多丽自杀后，埃弗瑞特一家在网上发起了倡议活动，希望能建立一个名为“多丽之梦”的基金会，以唤起对因欺凌、焦虑和抑郁导致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关注。 　　网上欺凌案正迅猛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欺凌案正迅猛增加。越来越多的欺凌以电子邮件、个人主页留言、即时信息、数码照片等形式发生。澳大利亚国家反欺凌中心称，近几年，澳大利亚网上欺凌案迅猛增加。　　澳大利亚反欺凌中心于2002年建立，为澳大利亚公共社区减少青少年欺凌现象提供建议和信息，旨在为青少年营造安全的校园和社会环境。　　该中心工作人员布莱克曼称，网上欺凌的一大特点是可以一直持续，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此外，由于网络具有匿名的特点，欺凌者往往对受害者更没有同情心。许多青少年本身就是网络欺凌者。　　而且由于网络远离老师和家长的监管范围，因此网上欺凌现象更难被家长和老师及时察觉。所以，家长、教师应该提高相关意识，注意关注孩子的变化。有专家指出，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常会有在电脑前停留时间过长、对上网行为保密、学校作业有拖堂现象、情绪低落、没有胃口或胃疼、害怕等表现。如不及时制止，这些网络欺凌不仅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个人安全构成威胁，日后还可能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童工獲解救後 生活 更悲惨

“中国每年都有无数童工被社会各界好心人解救，但你知道吗，许多童工一点儿都不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血汗工厂虽然暗无天日，可自己的家乡还要悲惨得多”。 杨三朋是一个15岁的贵州小男孩，在江苏常熟服装城的一家黑作坊工作，一个月工资2500元。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杨三朋每天要缝1000多条裤子，做不完就加班，没法加班就扣工资。很显然，没有多少人能忍受这样的非人待遇。 与杨三朋有类似遭遇的是吉曲阿牛。来自四川凉山的吉曲阿牛从13岁开始就在深圳一家电子工厂打工，工作内容是拼装焊接手机摄像头，每天要焊接1000个，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除了午餐休息半小时，中途不允许说话、玩手机，连上厕所或者喝水时间太长也会被罚。 几乎每年，中国都会有像杨三朋、吉曲阿牛这样的童工得到大面积关注。几乎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也都会无比同情这些童工的悲惨生活。还有人表示愤怒，为什么这些童工的家长如此没有人性，为什么这些黑心老板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政府不把血汗工厂全部取缔？还在等什么呢？但很遗憾，虽然同情心是人类的一大美德，虽然中国的童工问题确实令人心痛，但我们仍然要告诉你：在中国，童工和他们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不得不做的无奈选择。 他们真的太穷了 为什么童工要成为童工？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因为穷。大家都知道，童工往往来自于中国的穷乡僻壤，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童工的家乡到底穷到什么地步。 上文提到的童工杨三朋，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在2014年，紫云县的农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5868元，排名贵州省倒数(77/88)，不仅低于贵州省农村的平均值6677元，还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10489元，更比不上东部地区农村的平均数13145元。 童工吉曲阿牛的家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贫困地区，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2014年，凉山农村人均生活消费年支出仅为545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2878元，平均下来每天7.88元。你可以估算下，他们几天能吃上一次肉。 外出打工是贫困地区人民能看到的最后一线希望。2014年，全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达到了2864元。如果在富裕的东部地区打工，还能赚得更多一些，达到2966元。除掉东部地区的月生活消费支出944元，那么前往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每月最多有可能存下2000元左右的钱。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农民工，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低技能童工的工资肯定没法和16岁以上农民工相提并论，要大打折扣，而且我们也找不到童工工资的官方数据，但从调查报道来看，许多童工的工资至少达到了2000元左右的水准，很多孩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需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在支持童工，沿海地区许多血汗工厂的生活确实暗无天日。童工没日没夜地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在一些狠心老板手下，做得不好甚至还要挨打。2016年4月，一名在广东佛山打工的14岁湖南籍童工猝死，或许就与生前每天加班11小时脱不了干系。 但问题在于，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生活在血汗工厂里，可穷困潦倒的家乡，难道就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童年吗？那可是饭都吃不饱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童工被政府解救之后一点儿都不感激。有凉山童工说“外面打工的日子再艰苦，也总比在家里受穷受苦要好得多”；还有凉山童工说“回家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更有童工拒绝调查记者的拍摄，“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 教育不能改变童工命运 很多正义之士都不相信小小年纪的童工，能够对自己的前途有足够成熟的认知。他们认为童工就像小白鼠一样被黑心老板给“洗脑”了，他们还认为童工和家长都太短视了，童工在本该上学的年纪出来打工，错过了最佳的学习窗口，导致成年之后一直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正义之士说对了一个点：童工基本上都是辍学生。中国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都算童工，而初中毕业正常年龄是15岁左右。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源源不断的童工大军背后，其实就是初中甚至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的孩子。 尽管在官方口径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已经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可中外多位学者的研究都有力证明中国小学、初中辍学率被严重低估。2016年，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省和宁夏省的181所农村小学，发现整个小学阶段累计辍学率高达8.2%。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进入农村小学，就有8.2个学生不能毕业。 农村中学的辍学情况要比小学更加触目惊心。2015年底，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另外一项研究，集过去7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累计辍学率在最坏情况下高达63%。 如果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一就读，那么有31个学生还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有46个学生将进入普通或者职业高中就读，最后只有37个能顺利从高中毕业（23个是普通高中，14个是职业高中）。 考虑到中国职高教学水平令人堪忧，最后能从普高毕业的才是幸运儿（才有可能不从事低技能劳动），再考虑到中国整个应试教育体制竞争极为惨烈，那把初中辍学童工赶回学校，他们继续上高中、继而把高中读完的可能性能有多少？统计数据摆在这里了。 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都希望童工能靠教育改变命运。但你会发现，冰冷的事实并不在乎大家的感受。在中国，把童工赶回学校，孩子们也很难顺利完成学业。下令遣返童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未来还是注定会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命中注定要吃苦 正义人士一厢情愿要把童工送回学校，其良苦用心确实值得钦佩，但他们不知道童工一开始为什么要辍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多项研究都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对于初中辍学生来说，机会成本是主要原因，去上学就意味着家里丧失了一个劳动力。越穷的学生，越容易辍学，上文已经提到过童工家乡到底有多穷，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原因是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一个学习成绩糟糕的初中生，更可能降低学习期望，也就更可能辍学。更可怕的是，一部分农村学生成绩糟糕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有关。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西部农村地区做的抽样测试发现，近半数农村初中生智商低于90。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者天生如此，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出生后的前1000天养育不当——人的认知水平在0-3岁时已基本建立，此后养育、学习对认知水平提高并不显著。那为什么会出现养育不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因为投错了胎。 为了提高中国农村初中差生成绩，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展开了8次干预项目，却没有一次成功。换句话说，你再怎么激励农村初中的差生，都很难奏效了。这些差生的知识吸收能力无法胜任高中乃至大学教育，老师都拿他们没办法。听起来让人非常难过，可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样的初中差生，辍学去做童工的当然不在少数。你把他们从血汗工厂手里解救出来，让他们重返学校，他们的学习成绩只会持续低迷，他们很难打败其他学霸。那么走出大山，走出破败的家乡，去当一名童工，就变成了不那么坏的选择——至少还能学点技能，赚点钱。你还能怀疑童工是愚昧、短视吗？ 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不难看出，贫困家庭做出的童工选择，比人们想象的要成熟、理性得多。如果没有相关政策打配合，解救童工的结果，不过就是让童工以更卑微的方式生活在人们视线之外。 与中国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童工现象也十分普遍。1993年，美国参议院有人提出应禁止从雇佣童工的国家进口商品，孟加拉国闻风而动，随即解雇了服装业约50000名童工。但美国劳工部后来发现，孟加拉国大部分被解雇的童工又在其他服装厂，或者那些更小的、未登记的服装分包厂找到了工作。道理总是相似的。 […]

“爱心妈妈”李利娟被刑拘 涉嫌多起欺诈勒索举报

“爱心妈妈”李利娟的“滑铁卢” 　　涉敲诈勒索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 创办的爱心村被取缔后 70余人已被妥善安置 　　5月4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听证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现场下达了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爱心妈妈”李利娟创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被关停。 　　关停的理由是，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检材料。此后，爱心村的经营者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被刑拘。 　　从收养100余位孤儿而名噪一时的“河北好人”，到成为被举报敲诈勒索的嫌疑人，李利娟的人生巅峰与谷底，在一瞬间完成了颠倒。 　　“四霞子”李利娟被抓了，从5月5日开始，这个消息便在80多万人口的武安市迅速传开。 　　对一些人而言，听到这样的消息似乎并不意外。1996年，李利娟开始收养孤残儿童，她自称一共收养了100多人。多年来，围绕她的争议不断，有人说她大爱无边，卖别墅供养孩子；也有人说，这些孤残孩子只是她敛财的工具，平日里她开豪车出行，行为霸道，有人还给她起了“四霞子”这个在当地带着一些“痞气”的外号。 　　4日上午，武安市对李利娟的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李利娟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被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爱心村听证后被取缔 　　5月4日和5日两天，武安市委宣传部指定信息发布平台微信公众号“新武安”先后发布多篇文章，公布了李利娟所经营的爱心村被依法取缔的相关内容。 　　“新武安”4日发布的文章《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依法撤销两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显示：“经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查明，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三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度未报送年检材料，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规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依法作出决定：撤销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民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新武安”还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我市依法取缔李利娟福利爱心村，所涉孤儿弃婴全部妥善安置》的通告。根据该通告内容，当天上午，“民政局牵头联合公安、消防、卫计等部门和武汲镇政府，对李利娟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 　　做出这样的决定前，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曾举行过听证会，听证会于5月4日在该局办公室内召开。当天上午8点50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委托代理人，也是爱心村走出的孤儿、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在律师殷清利的陪同下，进入听证会办公室。 　　10多位从爱心村长大并走出的孤儿在办公室外等待，他们现在在石家庄、邯郸等地求学或上班，之所以赶回来，是为了等待一个结果。 　　20岁的豆豆(化名)在石家庄的一所医专学校读大一。5月3日，豆豆请假回来，打算在听证会之后回去。 　　“撤证”的消息是4月28日李利娟在微信上面告诉他们的，“如果证撤销了，孤儿院就建不起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家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了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显示，4月22日，该局即向李利娟送达了《武安市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4月24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曾经收到李利娟的听证延期申请，但经审查，李利娟的申请延期理由不符合《河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听证会如期举行。 　　李利娟的“独立王国” 　　在听证会举行之前的5月3日，北青报记者曾与李利娟见面，当时她已经在担心爱心村的行政许可会被撤销。 　　李利娟解释说，在1996年收养孩子之初，她没有办理相关证照的概念，只是想着把他们照顾好。直到1999年，来了几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治病要登记身份，才知道户口的重要性。 　　李利娟说，她不断去找领导说“我收养了这么多孩子，能不能给俺孩子上个户口”。 　　2006年，邯郸市领导注意到她的情况，爱心村和孩子们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当年11月，证书下来了。 　　李利娟形容，到家后孩子们知道这个消息，兴奋得无法入睡，还开了庆祝会，每个人都抢着看这个证书。“如果没有这个证书，我们家也就不可能走出11个大学生，其实前面的几个孩子也不傻，他们只是没有正常上过学”。 　　李利娟还透露，带着孩子去医院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这个证书，这样才能去联系基金会。如果没有这个证书，医院不清楚孩子的来源，不敢随便收治。 　　李利娟称，今年3月，她拿到新的资格证书时，审批局没有说到年检的问题，而一个月以后，却因年检问题而被撤销资格。 　　武安市有关部门取缔李利娟的爱心村，似乎并不仅仅是年检问题。 　　根据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或者弃婴时，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