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banese father speaks about alleged abduction
Beirut – 20 April 2016 1. Ali El Amine, Lebanese father of two children at the heart of custody dispute, UPSOUND (Arabic): “I’m not ready to say anything right now.” 2. SOUNDBITE (English) Ali El Amine, Lebanese father of two children at the heart of custody dispute: “From day one I said I have nothing […]
虐童事件频发：鞭笞失败的中国早教
骨肉相连，亲生父母怎如此残忍？ 在实行一胎制的中国，单根独苗的幼童往往被家长当做掌上明珠宠爱着，尽量将他们送往最好的幼儿园，接受最好的早期教育。然而，早教的发展却远未跟上时代的步伐，虐待幼童的事件屡见不鲜，一次次地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 案例一：5岁女孩不听话 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 日前，一福州网友微博爆料，5岁小女孩疑被父亲虐待，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微博发布当天，女孩父母迫于压力，突然辞职跑了。知情者称其父陈某塘有3个女儿，一直想生儿子，下手就很重了。[详细] 随后这位父亲现身接受采访，承认用晾衣架将女儿打的遍体鳞伤，自己教育方式有问题。他不知怎样管教女儿，除了打不知该怎么让小孩听话。他说女儿不听话偷偷倒掉剩饭，气不过才打她。“我们农村人很讨厌浪费粮食，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很反感她这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不会理解。”[详细] 案例二：炒股失意男虐待女儿 烫脚底逼喝臭水 用电吹风的热风吹孩子的脚底，将孩子按到水沟里喝臭水，抓着孩子的头往衣柜上狠摔……这是一个父亲对12岁女儿的暴行。2012年2月13日，女孩小妮被送泉州第二医院急诊，“啊，啊，痛……”哀嚎声不断传出。 女儿父亲庄某平称小孩子不听话，就是要用打，并说女儿学习不认真，没达到他的要求。其实女儿学习很优秀，上学期考了99分，他觉得100分才算好。原来庄某变平卖房产和首饰，拿去炒股亏的一塌糊涂，由此开始打老婆孩子，靠老婆打工养他。其岳父告诉记者，庄某去年曾抓着女儿的头把衣柜撞烂。[详细] 案例三：母亲虐待7岁女儿致八级伤残被判刑 “用铁衣架打我的身体，手掐我的腿和腰……将我抱起来扔到床上，站在床上用脚踩我的肚皮。”拳打、脚踢、刀划……这是一个7岁小女孩的遭遇，实施者竟是她母亲万大仙——29岁的贵州人，小学文化，三个女儿的母亲。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在晋江市磁灶镇一工厂宿舍内，万大仙多次殴打女儿娇娇，致娇娇头部、胸部、右肘部等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娇娇为重伤，伤残等级为八级。 “不是我打的，是她自己摔伤的。”“我只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哪里是犯罪！”在正式宣判前，法官再次询问万大仙是否认罪，这个“虐童母亲”表情依旧冷漠，辩称是在教育孩子，毫无悔罪表现。最终，她被重判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详细] 老师家长齐虐童，怎一个狠心了得 本月，两则新闻迅速点燃网友怒火：广州一幼儿园老师狠摔4岁女童致重伤，太原一5岁女童十分钟挨女老师几十个耳光。全国范围内，许多泯灭人性、令人恸心的虐童案发生在不幸的家庭： 2012年5月，山西平顺县7岁女孩小潇然疑被继母虐待两年致死，其惨状“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完肤，淤青和烟头烫伤疤痕随处可见，肠子被打断，尸检时腹腔里的血水多得连矿泉水瓶都无法盛下……”[详细] 2012年7月8日，青岛13岁女孩孙正雯从7楼跳下身亡，自杀前她留下三页遗书，称不堪忍受父母长期家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女孩还留下一页遗嘱，希望死后捐献遗体。[详细] 2012年9月9日，四川仪陇县36岁男子刘辉绑住9岁儿子，进入长达20多分钟“棍棒教育”，第二天儿子因多器官衰竭死亡。邻居反映，刘辉对儿子缺乏管教，出了事非打即骂。[详细]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4.1%儿童在成长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另一项对300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研结果发现，这些案件基本都是未成年人遭受家暴致残致死或持续多年才浮出水面。“有的未成年人长期反复遭受暴力，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儿，遭受父亲暴力侵害长达14年。” 研究发现，四种家庭最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单亲家庭、继亲家庭、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与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相比，儿童身体和精神方面侵害，受虐儿童根本不知道报警求救，大多忍气吞声。儿童遭受性虐待案件，更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成为家庭成员难以启齿的秘闻。很多虐童案件往往是在儿童受虐过于严重时才被披露，绝大多数案件尚不为人知。[详细] 日本年轻父母责任感缺失 虐童问题令人发指 2011年，日本虐待儿童案件超过5万件，再创历史新高。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在大力推动“要保护儿童”的收养制度，目前已经有13.6%的儿童被养父母收养。媒体曾报道，日本福岛县一名卡车司机伊藤，长期虐待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心情不好时就把硫酸轮流注入他们的双眼，这两个孩子被摧残得双目失明。[详细] 为何在这个一向以彬彬有礼形象示人的“文明”国度里，有这么多的父母们能对亲生骨肉如此残忍？分析认为，日本年轻父母责任感严重缺失、没有正确指导、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是主要原因。“奉子成婚”的年轻父母们心理极不成熟，没有为人父母的自知与自觉，工作生活中一不顺利，便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在中国，又有多少80后、90后毫无心理准备，甚至不具备经济条件，就已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一旦双方起争执，无辜的孩子又将遭受劫难。 美国则拥有工业化大国里最糟糕的虐儿记录，每5个小时就有1个孩子死于受虐待或者被忽视。研究显示，虐待儿童现象增加与最近的经济衰退有关，导致人们对不景气的经济形势更加担忧。因为抚养年幼孩子压力大，再加上减薪或失业，可能促使家长产生某种暴力倾向。[详细] 虐童现象探因：父母该如何教育孩子 心理畸形的父母，让家庭暴力悲剧重演 施虐者的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是虐童的主因，父母们的暴力经历很容易被孩子传下去。前文案例中，小妮父亲的暴力行径也许是小时候有过相同的经历，如今在女儿身上“强迫性重复”。心理专家认为，“炒股只是一个诱因，将他潜意识里的阴影激发出来。这个父亲心理极度不健康，认知存在障碍。” 而案例三，万大仙的成长环境缺失爱，导致其极度自私。没生儿子的她认为是女儿导致她失去幸福的，她因此将愤恨发泄到女儿身上，把女儿“往死里打”。案例一这位父亲尽管否认讨厌女儿，却依然采用一种错误的教育方式。[详细] 可见，女孩子更容易成为“重男轻女”思想的牺牲品，他们在家中尤其是农村家庭地位更低。2012年9月23日，23岁湖北女子丹某，因产下女婴，家人态度巨变，她不堪冷遇决定“闷死”女儿，所幸抢救及时孩子脱离危险。 2011年11月，福清一5岁女孩不吃薯条，亲生母亲吴某捂住她口鼻逼她吞食，不料致其窒息死亡。此前吴某已育有两女，夫妻一直盼望能生男孩。2009年吴某堕胎后性情大变，女儿稍不乖便是打骂，甚至用东西烫女儿、用水果刀割胳膊大腿。[详细] 不打不成材，关键是怎样“打”才对 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打孩子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教育方式。正是这一传统，导致虐待儿童事件高发。在家长制的长久影响下，父母容易把孩子视为私有财产，所以普遍认为自己有权规划孩子的未来发展，或者认为孩子不值得信任，只有用权威、严厉才可以管教好孩子，才能让他们有出息。 棍棒教育真能让孩子成龙成凤吗？这是一个很具争议的话题。武力也许可以使小孩子暂时屈服，却容易使之形成自闭、懦弱的性格，将来变成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少被尊重、也不懂尊重他人的强势“弱者”。同时，教育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赏识教育也有缺点，一些成绩优秀的人，到研究生阶段却选择跳楼，因为他们一直被欣赏，一遇大挫折心理就承受不住了。[详细] 其实打可以，但要打的明明白白，孩子犯了原则性错误该打，家长要跟孩子说清楚，为什么打。“打”还可引申为鞭策之义，一个人的行动是受思想的指引，所以“打”只能治标，鞭策才能治本。只有孩子思想上有了世界观的改变，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生的向往，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此时不用父母打，他们在内心会时刻要求自己努力，自强不息让自己向优秀靠拢，往成材迈进。 “虎妈、猫爸、狼爸”给我们什么启示 祖籍福建的美国“虎妈”蔡美儿，坚持“中国式教育”，制定十大家规严厉管教两个女儿，包括禁止约会、看电视、玩电脑游戏、参加校园演出，将两个女儿培养成“音乐神童”。“猫爸”常智韬则主张个性化教育，采用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引导女儿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更强调孩子成长的自我管理。 中国“狼爸”萧百佑因信奉“棍棒教育”走红，他的教育口号是“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 4个孩子有3个考上北京大学。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体罚。他说，“我打只用鸡毛掸子和藤条，只打手心和小腿，不会伤筋动骨，但又让他们记住疼。”[详细] 不管虎妈猫爸，尊重孩子，和孩子共同成长，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孩子、相同的父母、相同的教育情境，有人能把孩子打成“天才”，也有人把孩子打出身心疾病，甚至让孩子丧命，别拿孩子赌未来！ 法律又现真空：我们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干预虐童案须加强儿童保护立法 目前，我国刑法中有关“虐待罪”的条款，但这只针对家庭成员，对行为人是否有侵犯被害人的主观故意，也难以认定。《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但责任主体不明确，事后惩罚不足，难以防范同类事件频频发生。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比较隐蔽，这些法律条文由于分散且缺少系统性，缺少可操作性的预防与干预措施。 法律界人士建议，国内的法律体系应迅速建立儿童虐待案件的救济和干预机制，改变道德零容忍、法律不给力的现状。应设立专门的法律或者条款，对于最有可能接触儿童和发现儿童受虐的人群设立强制报告制度。另外，法律还应该剥夺施虐严重的原生父母的监护权，将儿童移交其它亲属或福利机构看护，必要时可以寻找合适的家庭收养。[详细] 这方面还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对于医务工作者、幼儿园和中小学老师、社会工作者等服务儿童的行业工作者，实行强制报告制度，发现儿童有被虐待的迹象时要立即报告，并对于知情不报者设立一定的罚则。根据美国法律，如果父母对未满18岁小孩动手，将以虐待儿童被判处轻罪，处以少于1500元罚款和一年以下牢狱。 早在2010年，《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10月1日起实施，条例明文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等七类行为，家长“棍棒教育”被叫停，而没有尽到责任或是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的父母，可被撤销监护资格。当然，家长对孩子的正常管教和轻微的拍打，并不构成家庭暴力。 在香港，当知悉有儿童怀疑受到虐待时，社会福利署、其它相关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机构会以跨专业合作方式处理。早在1979年就成立NGO防止虐待儿童会，市民均可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在台湾，立法部门10月18日初审通过“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凌虐或妨害未满16岁的人身心健全或发育，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0元以下罚金。 世界防止虐待儿童日：让我们用爱呵护儿童 一个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它的文明程度。因此，保护儿童权益是收入分配、性别平等之外关涉社会正义的重大问题。当务之急是培育更多有针对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渗透性地进入民间的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其次是加强法制宣传和家庭教育，强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详细] 联合国把虐待列为威胁儿童健康成长的五大因素之一，预防儿童虐待已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社会工作。2000年，世界妇女联合会决定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防止虐待儿童日”，以提高人们对于儿童遭受虐待问题的关注。从家庭到社会，从医院出生到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幼小儿童受到家长、老师、护士等各种人们“关照”，甚至可能被人贩子拐卖打残沦为乞儿。因此，保护儿童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当怎么对待孩子还属于“私事”的时候，当教师、医生发现儿童受到虐待，没有责任和义务举报的时候，当邻居、亲朋好友甚至是路人发现孩子受虐无力插手的时候，虐打儿童致伤致死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结语 虐待，是践踏儿童身心健康，立法，是保护儿童的第一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请体谅父母抚养儿女的艰辛，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孩子。
何处是吾乡——失踪27年的孩子回家了
新华社沈阳5月30日电（记者于力、李铮、高爽）我出生在哪里？我原本叫什么名字？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从幼年开始，林成佳总比同龄人多些疑问——由于4岁就被拐卖，林成佳早已不知自己曾叫什么，如果不是养父母透露，可能他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世。 很多疑惑汇聚成一个问题：何处是吾乡？ 山东兖州丨讲述人：林春 身份：母亲 “孩子让我带他去买鱼。我忙着洗衣服，就叫他等等。孩子转身到外边玩，没想到就再也没回来。”1994年11月7日的那个上午，林春终生难忘。 1994年3月，浙江省瑞安市曹村镇居民林岩金、林春夫妇带着4岁的儿子林成佳来到山东省兖州区北关村，租下一间民房制作售卖蛋糕。 “你家孩子好像被一个流浪男孩领走了。”房东的一句提醒让手中还拎着湿衣服的林春慌了神。“我冲出去到处找，却一直没有找到。”一家人找到深夜，始终未见孩子的踪迹。 “第二天，在房东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流浪男孩。”林春说，经警方询问得知，有三个人给了流浪孩子些钱，让他将林成佳骗出家门。 第三天，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据他们供述，林成佳被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的惠怀利和福建省莆田市的庞啟玉带往广州。 此后，山东警方带着林岩金到莆田等地寻找，未果。“怕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我们夫妻俩在山东又住了一段时间。27年了，莆田、贵州……只要得到一点消息，我们就去找，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找孩子花了20多万元，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已是倾家荡产。”林春说。 27年间，寻找林成佳的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 辽宁朝阳北票丨讲述者：付大合 身份：民警 “经过对莆田市东庄镇符合年龄的男青年进行人像比对，结合走访工作，今年4月3日专案组确定该镇一名男子很有可能是林成佳，现在北京工作，并愿意配合采血。”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公安局副局长付大合得到这一消息后，顾不上当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一天，连忙乘高铁去北京。 “很快基因比对结果就出来了，这孩子的确是林成佳。”付大合说，得到消息后，他立刻通知了林成佳及林岩金夫妇。 “林成佳及林岩金夫妇得知情况后，均表示愿意认亲，为了当面感谢警方，他们全家一致决定在北票相认。”付大合说，林岩金夫妇和小女儿从浙江瑞安老家出发，林成佳携新婚妻子从北京赶来。 “林成佳只是被惠怀利团伙拐卖孩子中的一个。1993年至1995年间，该团伙先后在辽宁省北票市、山东省兖州区、四川省成都市、重庆沙坪坝区拐卖9名男童。”付大合说，今年1月公安部部署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辽宁省各级公安机关认真梳理案件线索，将惠怀利拐卖儿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研判，最终于今年2月5日在天津将已经易名为“罗恒”的惠怀利抓获，审讯后确定了9名男童均被拐卖到莆田的犯罪事实。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使用大数据研判手段在福建6个重点地区梳理出符合被拐卖儿童年龄段人员3000余人，最后梳理出103名疑似被拐卖儿童，历时20多天将惠怀利案中被拐的多名儿童找到。”付大合说。 辽宁沈阳丨讲述者：翁林飞 身份：表姨 4月7日上午，已经来到北票的林家人早早起床，到花店购买了两束鲜花，一束送给儿子、一束送给民警。“家里人决定让我去接站，其他人在公安局等候见面。”林成佳的表姨翁林飞说。 “他小时候的长相一直刻在我脑子里。”站在北票高铁车站出站口，翁林飞有些激动。“佳佳！”当看到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走出来，翁林飞脱口喊了出来。“这就是佳佳，眉眼和他爸特别像！” 这声“佳佳”，林家人呼唤了27年，林成佳错失了27年。 林成佳被拐卖到福建莆田后，很快随养父母一家来到辽宁鞍山生活，并于小学四年级来到辽宁沈阳沈河区生活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这些年一直在沈阳于洪区，将近20年啊，谁能想到我们竟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翁林飞说。 回公安局的路上，翁林飞不停地说着林成佳小时候的事，并告诉他现在家里的情况。 在北票市公安局3楼会议室，一家人终于相见。当林成佳走到父亲林岩金身旁时，两个人没有说话，身体却不约而同地颤抖起来，随后紧紧拥抱在一起，母亲林春在一旁掩面而泣。 “北票市公安局专门为我们一家人准备了一桌‘团圆饭’，我们围坐在一起，那一刻真是幸福得不得了。”林春说。 4月7日，团聚后的林成佳一家与帮助他们成功寻亲的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公安局民警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高爽 摄 5月2日，林成佳携新婚妻子回到浙江省瑞安市的老家。 鲜花、气球、鞭炮、红毯……“我们家虽然经济条件一般，却用所有能想到的方式给佳佳找回家的感觉。他们两口子到祠堂里祭了祖。27年了，漂泊在外的孩子总算‘认祖归宗’。”翁林飞高兴地说。
AI寻亲：一张童年照片找到失踪19年的孩子 
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父母寻子的路程。 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把失子家庭之痛呈现在公众面前。从失子那一刻起，他们踏上漫漫寻子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他们寻子的身影，但多数都无功而返。 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改变这种状况。近些年，从公安部、民政部到腾讯、百度、今日头条，政府和企业在合力完成一项任务：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让被拐和走失儿童回家。 AI寻亲，一个源代码，便是失子家庭的一个希望。没有一项技术应用，会比让失散的亲人团聚更圆满。 优图团队使用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实验。来源腾讯优图 【长报道】 如果孩子被拐10年时间，案件线索中断，仅凭一张被拐时两三岁的照片，如何找到他？ 这是发生在2009年前后的10起拐卖儿童案，2014年嫌疑人被四川警方抓获时，由于买卖儿童的中间人没找到，10名儿童一直下落不明。 桂宏正的孩子也是被拐的一员。10年来，他们尝试寻子的方法，都是徒劳。孩子被拐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印在寻人启事上贴满城市的电线杆；群发在论坛和贴吧上；印制在寻人扑克牌上。都没有结果。 警方也在寻找，曾带着嫌疑人前往汕头指认现场，联系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模拟孩子10岁左右的画像，甚至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同样无果。 直到2017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提出在四川这起积案中初次尝试。 2019年，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这10名被拐男孩成功比中7人。随后，深圳警方同样依托该技术，找回5名被拐儿童，其中时间最久的，已经被拐19年。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锋认为，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将警方寻人的范围缩小，以四川的拐卖儿童案为例，AI技术将原本十几万的数据范围缩小到三位数以内，大大缩小了警方的侦查和落地工作。 目前，这项技术尚在起步阶段。陈建锋认为，下一步会考虑向全国范围推广。同时，AI技术只是寻亲的辅助方法，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进行DNA比对。建议寻亲家属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机关将NDA录入信息库中，“技术是辅助，现实中，寻亲只是一滴血的距离。” 2018年11月，四川专案组民警从从广东省茂名市、阳江市，辗转到广州，寻找被拐儿童。受访者供图 10名儿童被拐下落不明 过去的几年里，四川打拐办的民警们，一直在和一起拐卖儿童案“较劲”，民警心系的，是案件中已经被拐卖10年的10名儿童。 2014年，警方抓获了一名拐卖儿童嫌疑人王浩文，发现同年发生在四川遂宁、巴中、南充的三起案件，均是王浩文以给孩子买东西为由，将三名男孩拐走，并通过中间人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往广东汕头。 三名被拐男孩很快被解救，王浩文等5名嫌疑人因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王浩文是主犯，获刑15年。 专案组在侦查中还发现，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四川其他城市发生的10起拐卖儿童案中，嫌疑人作案手法、相貌特征均和王浩文相似，在审讯过程中，王浩文也承认这10起积案均是他所为，但他坚称带走孩子的一名中间人，始终没能找到。 线索就此中断。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这10名被拐男孩，去向应该都是在广东汕头。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回忆，王浩文每卖掉一个孩子，喜欢在当地立即将钱存进账户，而在汕头，王浩文有多笔进账。 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末，汕头总人口（户籍）是546.57万人。蒋晓玲明白，想要找到这10名被拐男孩，如同大海捞针。 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专案组民警都有尝试。 2014年底，民警将王浩文从看守所提出来，押到广东去指认他和中间人接头的地点。到了目的地，他却只是说找不到了，“路都变了，认不出。”在语言不通的汕头，这些四川的民警试过挨家挨户走访，没有结果。 2015年，专案组联系了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画像，根据孩子们被拐时3岁左右的照片，模拟出他们10岁左右的画像。 根据这些画像，民警前往汕头，花了10天时间，从当地十几万适龄男孩的照片中一条一条比对，用肉眼看是否相像，分析家庭中是否有怀疑的因素，比如男孩和父母年龄差别多大，有几个姐姐，和姐姐年龄差别多大，是否同一年有两个孩子？ 通过这种“笨”方法，民警从十几万的数据里，挑出300多张照片带回四川，组织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进行辨认。青少年时期正是相貌变化最大的时候，蒋晓玲说，家长辨认时，时常会觉得这都是自己的孩子，看着看着，夫妻之间有时又会为了当初丢孩子的事，陷入争吵。 被拐男孩小杰（化名）的父亲桂宏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及当时的辨认结果时，总认为真的找到了孩子，因为“太像了，感觉有80%的把握。”辨认最后，民警从这300多张照片中提取了176张“特别像的”进行DNA比对，可最终，一个也没比中。 蒋晓玲认为，仅凭肉眼去观察，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专案组没有放弃，2016年，他们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可筛查出的疑似对象数量太多，无法一一调查核实，这项工作最终也只能停摆。2017年5月，他们又找到企业发布定向寻亲信息，印发了1万份寻亲悬赏公告，结果只有十几个电话打来核实情况。 如何继续寻找这10名被拐男孩，局面陷入了困境。 2018年11月，四川专案组民警从从广东省茂名市、阳江市，辗转到广州，寻找被拐儿童，从广州到深圳的路上。受访者供图 依托AI技术找回7名被拐儿童 2017年，正是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的时期，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运用到警方的办案领域。企业已经可以运用人脸识别技术，通过一张照片，和数据库中N个人脸进行比对，找出最相似的一张脸或多张脸。 同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到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陈士渠很感兴趣，他想起了四川的这起拐卖案，他曾多次前往四川督办此案，希望找到突破口。事后，他让企业的技术团队和四川警方对接。 工作的第一步，是四川警方从家长手中收集孩子被拐时的照片，所幸的是，这10个孩子都保留被拐前的生活照，照片老旧发黄，有的家长们用油纸一层层的包裹，其中年龄最小的，只保留有两三个月大的照片，还有的因为父母长期打工搬家，照片已经丢失，只留有报案时留在警方DNA数据库的扫描文件。 在四川警方工作人员蒋晓玲看来，当时他们的期待，只是为寻找孩子多一条路，能走通就走，走不通，就再换一条路。 收集的10张照片，被统一送往企业的优图实验室里，他们再用数字化高清仪器将照片提取出来。 2018年11月，在进行了第一次的比对后，10个文件夹压缩包转交到蒋晓玲的手上。每个文件夹里有101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被拐儿童两三岁的样子，剩下的100张照片，是100个13岁左右的儿童，他们以满分100分制降序排列。 这100张照片下方写着分数。蒋晓玲介绍，以75分为例，如果两个人脸比对分数超过75，则这两个人脸是“万里挑一的像”。再如98.3分，意味着照片中的人与被拐儿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个人。 照片交回到四川警方，后续仍有繁杂的侦查和确认工作。蒋晓玲组织民警，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基础的刑侦和落地工作，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通过DNA的数据比对。 比对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的比对，找到4个被拐孩子。2019年2月进行第二次比对，找到1名儿童。2019年3月第三次比对，又找到两名儿童。至此，这10名被拐儿童中，只有3人尚未被确认身份。 这个结果让蒋晓玲和团队惊喜，尤其是那张被拐时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孩子照片，最终竟也能比中。在她看来，这初次的尝试，显示出技术的强大，而同时，算法也在不断进行优化，因此才有了先后三次的比对。至于剩余的三名被拐男孩，蒋晓玲怀疑，有可能不在汕头地区，而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除了寻找剩余的三名男孩外，还包括对涉案人员的追责。 2019年，正在服刑的王浩文再次被四川警方从监狱提出来，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再次抓捕，蒋晓玲表示，他们将按照漏罪处理，目前还在搜集证据中。 6月19日，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深圳失联19年男孩被找回，和父母相认。受访者供图 寻找年龄演变中不变的细节 这是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配合警方打拐寻亲的第一次成功运用。 和普通人脸识别技术不同，跨年龄比对是一个公认的难点，青少年阶段人脸特征变化最大，而这些年龄跨度超过了10年的儿童，技术应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蒋晓玲告诉新京报记者，10年时间，孩子的变化之大，可能走到身边，父母都无法认出。她印象最深的，是DNA确认后，被拐男孩小杰和亲生父母相认的画面。夫妻俩见到孩子的第一件事，是翻开孩子右脚裤腿，那里有一处伤疤，是小杰在被拐前被开水烫伤的。 在看到伤疤后，夫妻俩低语着，“没错，没错”。这是不太会被时间改变的细节。 对于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来说，同样的操作是，需要告诉它，一个人的面部随年龄演变时，不变的那些量是什么。比如，一个人的耳垂长得很特别，或者他的眉峰、眉骨走向不一样，再将这些转化成数学语言。 技术人员需要通过各种数学语言教导AI——“这是同一个人。”“这是这个人1岁的样子，5岁的样子，10岁的样子，30岁的样子。”“这个大人的照片，跟其他小孩子都是不像的。” 现实条件中，照片的质量、人脸的角度、遮挡、光线都有可能对AI的判断带来影响，AI技术，需要尽量克服其他因素的影响，去获得人脸特征。蒋晓玲在收集照片时，会尽量要求家属提供正面的、相对清晰的照片，而这次比对的经验显示，一张正面的照片，比对结果比清晰的更为重要。 鉴于四川的成功案例，2019年四五月，深圳警方将17个拐卖儿童的积案重新整理收集照片，利用AI技术在广东省的数据库进行比对。 […]
被拐卖失踪的中国儿童，最终都去哪了？
江西夫妻16万元卖儿子、湖北情侣4.5万元卖女儿、陕西女子5万元卖儿子。这是最近一个月里，警方破获的几起拐卖儿童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拐卖者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骨肉情深，孩子失踪后，最心痛的肯定是父母。然而，相当多的儿童失踪事件，家长都难辞其咎。 中国有多少孩子失踪了？那些失踪的孩子去了哪里？又有什么规律可循？ 失踪儿童有多少？ 中国每年有多少失踪儿童？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公布。 “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因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 虽然网站没有涵盖所有失踪孩子的信息，但也能最大限度描绘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失踪儿童的情况。 数读菌爬取了该网站截止至2018年8月12日所发布的35850条“家寻宝贝”信息（寻找失踪儿童）和36020条“宝贝寻家”信息（失踪儿童找家），对中国失踪儿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变的严重的，到90年代初，失踪儿童数达历年之最。 也是从90年代起，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公安部也开始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数开始逐渐回落。 中国的失踪儿童人数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猛增，与计划生育政策脱不了干系。 由于一孩子政策，一些父母（亲属）选择将超生的孩子送养甚至遗弃，这导致失踪儿童数猛增。 同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之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铤而走险买男孩领养。 学者李钢在一篇研究论文里提到，虽然在1980年时，计划生育政策就调整为只准生一胎，但还未落实，到了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开始严抓。这一年开始，失踪儿童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多。 在35850个被父母寻找的孩子中，因父母（亲属）送养导致的失踪有13360人，直接被遗弃的人数也达到了2376人。 另外，由于重男亲女的观念，女孩被父母（亲属）放弃的比例要更高，超过一半失踪女孩都是因为被送养、遗弃。 因参与拐卖22名儿童案而被判处死刑的谭永志，曾在受审时强调自己是“做好事”。 他在法庭上供述，有工人告诉他，孩子不想要了，让他去打听有没有人要小孩。“我认为我是在办好事，帮助别人解决需要，不算违法。也没有骗、偷孩子，更没有伤害孩子。” 正是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地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父母（亲属）寻找失踪孩子时，主动承认是自己送养和遗弃，需要一定的勇气。还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送养、遗弃、甚至卖掉了孩子，但从未坦承过甚至意识到有错。父母（亲属）抛弃孩子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父母（亲属）导致的孩子失踪外，孩子失踪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人贩子诱拐。 提起人贩子，所有人都咬牙切齿。在有关拐卖儿童的刑法中：“刑法（八）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拐卖儿童的最低法定刑，高过了故意杀人。毕竟，当孩子被人贩子拐走的那一刻，就是整个家破碎的时候。 那么，几岁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 答案是2-4周岁。 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易失踪， 是因为孩子到这时已有脱离家长监护的情况，但孩子年龄小，没有自我防范意识，一旦遇到危险无法进行自我保护。 同时，与其他国家人口贩运的主要目的是剥削不同，在中国，人贩子拐卖儿童的主要目的是卖给别人收养。年龄越小，孩子的记忆越少，越能融入被拐家庭。 因此，低年龄段的孩子，最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瞄准低年龄段的孩子外，13-14周岁孩子的失踪率也比其他年龄段高。这时人贩子拐走儿童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收养，而是做苦力、去乞讨甚至强迫被拐孩子参与违法犯罪。 此外，人贩子最常下手的公共场所是火车站，30%的公共场所失踪案发生在这里。人员密集、流动性强成为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绝佳场所。各类市场和学校也是孩子极易失踪的地方。 被拐孩子去哪儿了 ？ 《亲爱的》是陈可辛执导的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上映后让很多人关注到了拐卖儿童问题。 该电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在儿子被拐后写过一篇文章，叫《孙海洋悲痛的寻子路》。其中有这样一句：“自80年代起，无数儿童被人贩子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大批大批运往了东南的潮汕福州沿海一带”。 孙海洋没有说错，中国西南地区确实是失踪儿童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贵州、重庆、四川三省的失踪儿童数与各自人口的比例，全国最高，是儿童失踪最严重的地方。这些失踪的孩子，除了被贩卖到广东、福建，还被人贩子带到了河南、河北和山东。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如果按照失踪儿童总数计算，失踪儿童则主要来自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和河北等地。 失踪的儿童最终流向了全国各地，其中流入江苏的人数最多，和东部的福建、广东一起，成了儿童拐卖回流大省，拐入和拐出儿童的数量都比较高。 不过，并非所有的失踪儿童都被拐到了天南海北。实际上，高达43%的被拐儿童没有离开原本的地级市；16%的被拐儿童虽然出了市，但仍在省内。 即使是有41%的被拐儿童被送出省去，但大部分人贩子也只送往周围邻省，因为路途越长，暴露的风险就越高。 将数据细化到地级市以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失踪儿童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是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外加西南的成都、重庆，以及东南部的莆田、泉州、广州等地。 大部分的孩子流向了华东地区，和诸多省会城市，其中成都流入的孩子数量高于流出的数量。 之所以流入集中在大城市，可能和在大城市被发现的几率高，上网填报较多有关，还有许多孩子被拐去落后地区，很难找到，更谈不上在网上填报了。 不论孩子被拐去哪里，就算没有被送出家乡，他们与自己亲生父母相认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2014年，福建晋江警方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乐氏夫妇的龙凤胎儿子失踪十年后，被警方找回。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被拐孩子就生活在邻村，离他们只有4公里。乐氏夫妇不敢相信，“经常到洋埭那边去逛，但都没有遇到小鑫，如果遇到了可能也会认不出来。” 像乐氏夫妇一样，还能找回被拐孩子的例子并不高。“宝贝回家”上有七万多条寻亲消息，但目前为止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2500多人。 在另一部“打拐”题材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了一位驾着摩托车寻子的父亲，但寻找了十五年，他也没找到自己被拐卖的儿子。更多孩子失踪的家庭就像他饰演的角色一样，一辈子都找不回自己的孩子。
女孩因受网上欺凌自杀 事件震惊澳大利亚全国
在澳大利亚，网上欺凌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据英国广播公司10日报道，一名14岁的女孩上周就因网上欺凌而自杀。这位名叫多丽的女孩曾因出现在澳大利亚著名帽子生产商Akubra的广告中而为澳大利亚人所熟知，这起自杀事件也震惊了澳大利亚全国。 女孩自杀引发极大关注 当地时间10日，女孩多丽·埃弗瑞特的家人发表声明，称很感谢许许多多“在多丽离开我们，我们的世界崩塌之后，送来安慰和支持的人。” 埃弗瑞特一家称，多丽一直是个善良、会照顾人的孩子，喜欢动物，有爱心。“如果能帮助其他孩子停止遭受欺凌，那么多丽就没有白死。” 上周，14岁的多丽因为遭受网上欺凌选择自杀，震惊澳大利亚全国。 多丽是澳大利亚知名的Akubra女孩，因8岁时出现在Akubra广告中而为澳大利亚人所熟知。Akubra牛仔帽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品牌，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 在网上欺凌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多丽之死在澳大利亚引发极大关注与讨论。Akubra公司9日也在“脸谱”上发表声明，称反对任何形式的欺凌。 多丽的父亲迪克·埃弗瑞特没有说明欺凌的具体细节，只是称，多丽希望能够“躲开这个世界的邪恶”。 他还说，如果当初自己能对欺凌多点认识，女儿的命可能不会就这么没了。 多丽自杀后，埃弗瑞特一家在网上发起了倡议活动，希望能建立一个名为“多丽之梦”的基金会，以唤起对因欺凌、焦虑和抑郁导致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关注。 网上欺凌案正迅猛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欺凌案正迅猛增加。越来越多的欺凌以电子邮件、个人主页留言、即时信息、数码照片等形式发生。澳大利亚国家反欺凌中心称，近几年，澳大利亚网上欺凌案迅猛增加。 澳大利亚反欺凌中心于2002年建立，为澳大利亚公共社区减少青少年欺凌现象提供建议和信息，旨在为青少年营造安全的校园和社会环境。 该中心工作人员布莱克曼称，网上欺凌的一大特点是可以一直持续，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此外，由于网络具有匿名的特点，欺凌者往往对受害者更没有同情心。许多青少年本身就是网络欺凌者。 而且由于网络远离老师和家长的监管范围，因此网上欺凌现象更难被家长和老师及时察觉。所以，家长、教师应该提高相关意识，注意关注孩子的变化。有专家指出，网络欺凌受害者经常会有在电脑前停留时间过长、对上网行为保密、学校作业有拖堂现象、情绪低落、没有胃口或胃疼、害怕等表现。如不及时制止，这些网络欺凌不仅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个人安全构成威胁，日后还可能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童工獲解救後 生活 更悲惨
“中国每年都有无数童工被社会各界好心人解救，但你知道吗，许多童工一点儿都不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血汗工厂虽然暗无天日，可自己的家乡还要悲惨得多”。 杨三朋是一个15岁的贵州小男孩，在江苏常熟服装城的一家黑作坊工作，一个月工资2500元。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杨三朋每天要缝1000多条裤子，做不完就加班，没法加班就扣工资。很显然，没有多少人能忍受这样的非人待遇。 与杨三朋有类似遭遇的是吉曲阿牛。来自四川凉山的吉曲阿牛从13岁开始就在深圳一家电子工厂打工，工作内容是拼装焊接手机摄像头，每天要焊接1000个，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除了午餐休息半小时，中途不允许说话、玩手机，连上厕所或者喝水时间太长也会被罚。 几乎每年，中国都会有像杨三朋、吉曲阿牛这样的童工得到大面积关注。几乎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也都会无比同情这些童工的悲惨生活。还有人表示愤怒，为什么这些童工的家长如此没有人性，为什么这些黑心老板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政府不把血汗工厂全部取缔？还在等什么呢？但很遗憾，虽然同情心是人类的一大美德，虽然中国的童工问题确实令人心痛，但我们仍然要告诉你：在中国，童工和他们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不得不做的无奈选择。 他们真的太穷了 为什么童工要成为童工？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因为穷。大家都知道，童工往往来自于中国的穷乡僻壤，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童工的家乡到底穷到什么地步。 上文提到的童工杨三朋，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在2014年，紫云县的农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5868元，排名贵州省倒数(77/88)，不仅低于贵州省农村的平均值6677元，还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10489元，更比不上东部地区农村的平均数13145元。 童工吉曲阿牛的家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贫困地区，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2014年，凉山农村人均生活消费年支出仅为545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2878元，平均下来每天7.88元。你可以估算下，他们几天能吃上一次肉。 外出打工是贫困地区人民能看到的最后一线希望。2014年，全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达到了2864元。如果在富裕的东部地区打工，还能赚得更多一些，达到2966元。除掉东部地区的月生活消费支出944元，那么前往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每月最多有可能存下2000元左右的钱。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农民工，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低技能童工的工资肯定没法和16岁以上农民工相提并论，要大打折扣，而且我们也找不到童工工资的官方数据，但从调查报道来看，许多童工的工资至少达到了2000元左右的水准，很多孩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需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在支持童工，沿海地区许多血汗工厂的生活确实暗无天日。童工没日没夜地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在一些狠心老板手下，做得不好甚至还要挨打。2016年4月，一名在广东佛山打工的14岁湖南籍童工猝死，或许就与生前每天加班11小时脱不了干系。 但问题在于，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生活在血汗工厂里，可穷困潦倒的家乡，难道就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童年吗？那可是饭都吃不饱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童工被政府解救之后一点儿都不感激。有凉山童工说“外面打工的日子再艰苦，也总比在家里受穷受苦要好得多”；还有凉山童工说“回家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更有童工拒绝调查记者的拍摄，“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 教育不能改变童工命运 很多正义之士都不相信小小年纪的童工，能够对自己的前途有足够成熟的认知。他们认为童工就像小白鼠一样被黑心老板给“洗脑”了，他们还认为童工和家长都太短视了，童工在本该上学的年纪出来打工，错过了最佳的学习窗口，导致成年之后一直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正义之士说对了一个点：童工基本上都是辍学生。中国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都算童工，而初中毕业正常年龄是15岁左右。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源源不断的童工大军背后，其实就是初中甚至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的孩子。 尽管在官方口径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已经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可中外多位学者的研究都有力证明中国小学、初中辍学率被严重低估。2016年，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省和宁夏省的181所农村小学，发现整个小学阶段累计辍学率高达8.2%。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进入农村小学，就有8.2个学生不能毕业。 农村中学的辍学情况要比小学更加触目惊心。2015年底，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另外一项研究，集过去7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累计辍学率在最坏情况下高达63%。 如果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一就读，那么有31个学生还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有46个学生将进入普通或者职业高中就读，最后只有37个能顺利从高中毕业（23个是普通高中，14个是职业高中）。 考虑到中国职高教学水平令人堪忧，最后能从普高毕业的才是幸运儿（才有可能不从事低技能劳动），再考虑到中国整个应试教育体制竞争极为惨烈，那把初中辍学童工赶回学校，他们继续上高中、继而把高中读完的可能性能有多少？统计数据摆在这里了。 谁都不愿意看到童工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都希望童工能靠教育改变命运。但你会发现，冰冷的事实并不在乎大家的感受。在中国，把童工赶回学校，孩子们也很难顺利完成学业。下令遣返童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未来还是注定会陷入低技能劳动中。 命中注定要吃苦 正义人士一厢情愿要把童工送回学校，其良苦用心确实值得钦佩，但他们不知道童工一开始为什么要辍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多项研究都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对于初中辍学生来说，机会成本是主要原因，去上学就意味着家里丧失了一个劳动力。越穷的学生，越容易辍学，上文已经提到过童工家乡到底有多穷，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原因是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一个学习成绩糟糕的初中生，更可能降低学习期望，也就更可能辍学。更可怕的是，一部分农村学生成绩糟糕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有关。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西部农村地区做的抽样测试发现，近半数农村初中生智商低于90。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者天生如此，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出生后的前1000天养育不当——人的认知水平在0-3岁时已基本建立，此后养育、学习对认知水平提高并不显著。那为什么会出现养育不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因为投错了胎。 为了提高中国农村初中差生成绩，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展开了8次干预项目，却没有一次成功。换句话说，你再怎么激励农村初中的差生，都很难奏效了。这些差生的知识吸收能力无法胜任高中乃至大学教育，老师都拿他们没办法。听起来让人非常难过，可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样的初中差生，辍学去做童工的当然不在少数。你把他们从血汗工厂手里解救出来，让他们重返学校，他们的学习成绩只会持续低迷，他们很难打败其他学霸。那么走出大山，走出破败的家乡，去当一名童工，就变成了不那么坏的选择——至少还能学点技能，赚点钱。你还能怀疑童工是愚昧、短视吗？ 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不难看出，贫困家庭做出的童工选择，比人们想象的要成熟、理性得多。如果没有相关政策打配合，解救童工的结果，不过就是让童工以更卑微的方式生活在人们视线之外。 与中国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童工现象也十分普遍。1993年，美国参议院有人提出应禁止从雇佣童工的国家进口商品，孟加拉国闻风而动，随即解雇了服装业约50000名童工。但美国劳工部后来发现，孟加拉国大部分被解雇的童工又在其他服装厂，或者那些更小的、未登记的服装分包厂找到了工作。道理总是相似的。 有人一定会说，既然学习成绩差的童工已经覆水难收，那么学习成绩好、家里却没钱的童工总有办法拉一把吧。只要政府给足了学费，给足了补助，那他还是可以不必给黑心老板做牛做马的，还是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的。 实际上，中国“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已经实行了超过10年，每年都在增加投入，政府也宣布了好几次胜利，但今天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两免一补”政策只减少了上学的直接成本，却无法减少那些潜在的间接成本。 “两免一补”政策对真正的穷人家庭来说实在是太杯水车薪了。富裕地区如广东省，2016年农村贫困寄宿初中生的补助每年也只是刚刚达到了1250元，可许多童工一个月就能赚到2000元。要想在义务教育阶段把孩子留在学校，你就得想办法补偿其作为一个劳动力的潜在成本，你就得对其家庭做出足够的补偿。 去哪里找这么多钱呢？作为“明星”贫困地区的四川凉山吸收了大量的各级财政补助，在2014年，有55.8万名农村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即便如此，每个月分到每人头上的低保资金，也只有93.3元。 凉山隔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游离在聚光灯之外，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只能分到79.9元。更何况农村家庭中还有许多生病、残疾、年老的居民，他们既不能作为劳动力，又得花钱治病……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成绩再好，在学校也待不下去。 可能是嫌农村孩子还不够倒霉，中国从2001年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撤点并校”，一直到2012年才紧急停止。十年间，疯狂的“撤点并校”导致中国农村学校数量直接少了一半，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源的减少速度。 政府把教育改革的投入转移到了农村家庭身上，无形又增加了农村学生的上学成本。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农村学生，需要承担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餐费，明摆着逼穷学生辍学。时至今日，“撤点并校”的幽灵仍然漂浮在农村上空。 我们穷尽这么多可能性，不是在鼓吹万恶的童工有多好，而是为了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童工及其家庭做出的选择，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大量研究都表明，经济发展是消灭童工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既然家乡世代贫穷，那还不如另谋出路。 童工当然还有一个永久改变自己和下一代命运的机会：待他们在沿海地区工作到成年后，如果哪天政府开恩，允许他们成家生子，定居下来，他们永远逃离了家乡，也就有可能摆脱贫穷。 可看看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对待外来人口是什么态度。你觉得要清理低端人口的北上广深，会允许童工这样的低技能劳动者在未来定居下来吗？你觉得那些嚷嚷着“外地人滚”的既得利益者，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参考文献： 贵州省统计局, 贵州统计年鉴, 2015. 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统计年鉴, 20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001.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20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
“爱心妈妈”李利娟被刑拘 涉嫌多起欺诈勒索举报
“爱心妈妈”李利娟的“滑铁卢” 涉敲诈勒索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 创办的爱心村被取缔后 70余人已被妥善安置 5月4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听证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现场下达了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爱心妈妈”李利娟创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被关停。 关停的理由是，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检材料。此后，爱心村的经营者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被刑拘。 从收养100余位孤儿而名噪一时的“河北好人”，到成为被举报敲诈勒索的嫌疑人，李利娟的人生巅峰与谷底，在一瞬间完成了颠倒。 “四霞子”李利娟被抓了，从5月5日开始，这个消息便在80多万人口的武安市迅速传开。 对一些人而言，听到这样的消息似乎并不意外。1996年，李利娟开始收养孤残儿童，她自称一共收养了100多人。多年来，围绕她的争议不断，有人说她大爱无边，卖别墅供养孩子；也有人说，这些孤残孩子只是她敛财的工具，平日里她开豪车出行，行为霸道，有人还给她起了“四霞子”这个在当地带着一些“痞气”的外号。 4日上午，武安市对李利娟的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李利娟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被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爱心村听证后被取缔 5月4日和5日两天，武安市委宣传部指定信息发布平台微信公众号“新武安”先后发布多篇文章，公布了李利娟所经营的爱心村被依法取缔的相关内容。 “新武安”4日发布的文章《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依法撤销两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显示：“经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查明，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三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度未报送年检材料，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规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依法作出决定：撤销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民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新武安”还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我市依法取缔李利娟福利爱心村，所涉孤儿弃婴全部妥善安置》的通告。根据该通告内容，当天上午，“民政局牵头联合公安、消防、卫计等部门和武汲镇政府，对李利娟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 做出这样的决定前，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曾举行过听证会，听证会于5月4日在该局办公室内召开。当天上午8点50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委托代理人，也是爱心村走出的孤儿、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在律师殷清利的陪同下，进入听证会办公室。 10多位从爱心村长大并走出的孤儿在办公室外等待，他们现在在石家庄、邯郸等地求学或上班，之所以赶回来，是为了等待一个结果。 20岁的豆豆(化名)在石家庄的一所医专学校读大一。5月3日，豆豆请假回来，打算在听证会之后回去。 “撤证”的消息是4月28日李利娟在微信上面告诉他们的，“如果证撤销了，孤儿院就建不起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家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了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显示，4月22日，该局即向李利娟送达了《武安市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4月24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曾经收到李利娟的听证延期申请，但经审查，李利娟的申请延期理由不符合《河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听证会如期举行。 李利娟的“独立王国” 在听证会举行之前的5月3日，北青报记者曾与李利娟见面，当时她已经在担心爱心村的行政许可会被撤销。 李利娟解释说，在1996年收养孩子之初，她没有办理相关证照的概念，只是想着把他们照顾好。直到1999年，来了几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治病要登记身份，才知道户口的重要性。 李利娟说，她不断去找领导说“我收养了这么多孩子，能不能给俺孩子上个户口”。 2006年，邯郸市领导注意到她的情况，爱心村和孩子们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当年11月，证书下来了。 李利娟形容，到家后孩子们知道这个消息，兴奋得无法入睡，还开了庆祝会，每个人都抢着看这个证书。“如果没有这个证书，我们家也就不可能走出11个大学生，其实前面的几个孩子也不傻，他们只是没有正常上过学”。 李利娟还透露，带着孩子去医院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这个证书，这样才能去联系基金会。如果没有这个证书，医院不清楚孩子的来源，不敢随便收治。 李利娟称，今年3月，她拿到新的资格证书时，审批局没有说到年检的问题，而一个月以后，却因年检问题而被撤销资格。 武安市有关部门取缔李利娟的爱心村，似乎并不仅仅是年检问题。 根据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或者弃婴时，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按照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武志荣的说法，“李利娟拒绝到民政部门进行年检登记”。民政局专门对其下发文件通知，要求将孩子接入公办福利机构，但李利娟拒不执行。 而当地通报的内容称，李利娟所创办的福利爱心村，几乎成了“独立王国”：安全检查进不了门，公安机关采不了血，甚至对消防整改通知书也拒签。 多起涉嫌欺诈勒索举报 “爱心妈妈”是很多人对李利娟的称呼。 2006年，李利娟获得“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时，颁奖词写道：“李利娟，用自己柔弱而又坚强的肩膀，以真诚而又执着的爱心，赢得了‘爱心妈妈’这个散发着温暖和耀眼光芒的光荣称号。” 李利娟的微信个性签名是“无怨的付出，无悔的奉献”。不过传递给外界的这个形象，随着她被刑拘和更多“内幕”的爆出，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 “新武安”对李利娟被拘留一事的表述是：李利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证据确凿，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对其实施刑事拘留，并于5月5日凌晨将其从北京带回武安。“尽管案件调查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线索和举报尚需一一查证，但窥一斑而见全豹，冰山一角也足以看出李利娟的真实形象。” “新武安”发布的内容称：“随着收养人数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接受捐款也越来越多，尝到‘慈善事业’甜头的李利娟，加上对法律法规的无知无畏，一步一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根据“新武安”的发布，李利娟涉嫌违法犯罪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套取低保资金，二是敲诈勒索。 文章称，虽然李利娟一直称自己收养了118名残疾孤儿弃婴，但有群众举报，有的孩子仅仅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便被放到爱心村名下，即可套取低保资金，也能扩充爱心村门面，而实际上，有32名学生虽然是爱心村的“孤儿”，但却都有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此外，李利娟被指利用孤残儿童和弃婴当做“挡箭牌”和“敲门砖”进行敲诈勒索。“新武安”列举的事例有：李利娟在宾馆乘坐电梯，其以电梯不稳造成腰部损伤为由讹诈17万；从宾馆出来到医院就医，又以药物过敏为由讹诈医院12万；企业架设光缆从爱心村上通过，李利娟以光缆辐射儿童造成伤害为由要钱7万元，并让企业写下“爱心捐款书”。此外，她还曾经在一起阻碍重点工程建设中，让残疾智障儿童坐到基坑边、往基坑里跳、往施工车辆下钻，把孩子们置于危险境地。 李利娟17岁的“女儿”雅洁(化名)说，电梯事件她当时在场，“我妈当时从电梯摔下来，半年时间，站都站不起来，别说走路了，上厕所都要我扶着。在医院那次，是因为护士输错药，都休克了”。在另外一起事件中，雅洁的说法是：“孩子们的行为是因为架电线的工人打了他们”。 对此当地通报称，据公安部门调查了解，李利娟不仅唆使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违法犯罪，而且对不听话的孩子采取殴打恐吓、不给饭吃等手段逼其就范。“由于群众举报较多，公安机关正在对李利娟一案做进一步核实调查，等待李利娟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紧邻市委大院的杂货铺 在80多万人口的武安，李利娟算得上是一个名人，“好多搞直播的都去她的爱心村拍视频蹭热度，我都看过。”出租车司机说。 李利娟曾表示，支撑爱心村运营下去，主要靠的是别人的捐款。现在网上依旧能搜到很多想要捐款的人在询问李利娟的联系方式。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2011年时，她就已经入不敷出，不得已卖掉了家里的别墅。她和媒体讲，为了多赚些钱，在市区里开了一家杂货店，每天早晨送完孩子以后，她便会来到这家杂货店经营。 5月6日下午，北青报记者在武安市区找到了这家占地10多平方米的杂货店。杂货店紧挨着武安市委大院，在整个市委大院周边，能这样挨着围墙搭建的铁皮屋，也只有李利娟的这一家。 “人家是焦点人物呗，要不然能让她在这个位置开店？”旁边一个修鞋摊的摊主告诉北青报记者，“这家店开了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店主收养了很多孩子，平时我们见她也很少搭话，不过从今年年初就没再见开过门，以前正常营业的时候也经常闭店，卖一些衣服、鞋子什么的，生意不见得很好。” 而对于女店主李利娟的为人，周边店铺的经营者都不愿多说，“多多少少有点儿‘痞’吧。”一位摊主小声说。 根据武安市委宣传部的通报，李利娟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怜”：“打着‘爱心妈妈’的旗号，借着众多孤残儿童的名义，凭着硬讹软磨各种手段，李利娟通过向有关部门频频发难而获取利益，利用为善的面目获得外地爱心人士捐款。” 根据当地统计，仅2017年，李利娟通过民政部门领取低保金、房租取暖费、房屋修缮费等共计127万多元。经初步调查，李利娟在武安有多处房产，在邯郸也有房产，平时不在爱心村居住，名下有路虎、奔驰等豪车。经公安部门初步查明，李利娟名下存款有2000多万元，美元2万元。 对于这2000多万元，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表示并不清楚来源，不过她认为这些钱都是“合理合法”的。 孤残儿童将被妥善安置 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距离武安市区不到10公里的距离，位于营玉公路的东侧，营玉公路上排满了运送钢砂的大货车，一眼望不到头。 […]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指虐待儿童，引发众怒
一家纽约上市公司经营的幼儿园被一波公众质疑和愤怒淹没。此前，一些家长指控称，一个班级里的孩子被喂药、被扎针并被强迫袒露身体。北京警方和教育部门的官员并未证实任何广泛流传的有关幼童在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遭到虐待的说法。新天地是北京东部一处中产阶级公寓住宅小区。但在近期一系列幼儿园教师殴打和虐待儿童的事件之后，中国公众和互联网上很少有人倾向于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老师跟孩子说，‘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一直能伸到你的家里，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能知道，’”在中国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一段采访中，一名女子在幼儿园外流着泪告诉记者。“孩子怎么能不害怕？”她说。“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不敢告诉他们的父母。” 周五，经营幼儿园的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一些班级仍在继续上课，这表明至少一些在这里上学的孩子的父母没有因为相关报道而动摇。警方和市教育局谨慎地回应称，他们正在进行调查，如果指控被证实将予以严惩。但在中国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家长们通过采访和社交媒体分享的说法在本周传播开来，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声浪。一些父母提出更为悲观的怀疑，认为他们的孩子可能在被强迫袒露身体后遭到猥亵。 中国的审查人员经常删除会引发对政府的批评或引起骚动的言论。但是这次他们似乎无法平息情绪的爆发。 “呼吁大家救救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主持公道！”一个社交媒体账号这样写道，这条信息在微信和新浪微博上迅速传开。在中国，很少有话题能像孩子的福祉那样激发人们的热情和担忧。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所有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这项限制大多数城市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直到最近才被放宽。对这些报道发自肺腑的愤怒揭示了许多人对于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僵硬、严厉甚至具有虐待性的现状的不信任，也让儿童受虐待时官方问责的缺位暴露无遗。即使是经常捍卫中国政府的新华社也不得不要求给出解释。“审视近年来的虐童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毫无师德、甚至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能够混进教师队伍？”周四新华社的一篇有关这些指控的时评写道。“偶发事件可以归结为个人原因，但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文章说。“有关部门必须以对社会、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更高层面审视此类事件。” 中国媒体引用家长的话称，他们的孩子提到自己被喂食了白色药丸，使他们昏昏欲睡。另一些家长分享了一些照片，照片中孩子的身上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小针孔的印记。还有一些家长表示，孩子说有裸体的成年人强迫他们脱掉自己的衣服。警方周五表示他们正在审查这些指控，至今仍未对指控的真实性做出公开评论。家长们却在继续采取行动。周四，数十人聚集在幼儿园外面寻求答案。还有一些人把孩子接出了幼儿园并要求退还学费。“现在我和妻子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这些指控，但我们不可能安心地把女儿留在这里，”张志强说。她两岁的女儿在这家幼儿园上早期教育课，每年的花费超过27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834元）。 “这个幼儿园在我们小区很受欢迎。想得到一个名额的竞争很激烈，”他说，但补充道，“我看到昨天的新闻后决定，我们的女儿一刻都不能在这呆下去了。” 这家幼儿园是由红黄蓝教育(RYB Education)运营的。这家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直接运营中国共80家幼儿园，另有超过175家特许经营的幼儿园。“我们的专业、高素质的教师和园长们，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建立的高效的培训、发展和保留师资力量的系统，以及管理人才的体系，为我们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奠定了基础。”该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说。 但是，该公司在中国的两所幼儿园曾被指控伤害儿童，这使得人们认为本次指控也应该是有事实依据的。2015年，吉林省四平市的四名红黄蓝幼儿园老师被控用针扎幼儿的头、嘴和四肢。受害儿童超过20人。这四名老师于今年4月被定罪，并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至两年十个月。今年也有中国媒体报道称，视频曝光了北京一家红黄蓝幼儿园老师用脚踢孩子的行为。该公司随后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表示将对虐童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类似问题并不只存在于红黄蓝教育机构。本月早些时候，网络视频曝光了上海携程亲子园三名看护人员将女童猛推在地，并强迫幼儿吃芥末的片段。该亲子园随后被停办。 据财新网报道，自2010年起，新闻媒体和网站已报道过逾60起中国幼儿园和儿童保育机构的身体虐待事件。红黄蓝教育机构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该幼儿园涉事教师已被停职，相关监控资料及设备已经交给警方，公司将全面配合公安部门调查。但该公司也表示，他们就“诬告”向警方进行了投诉。 “我们坚决奉行零容忍的原则，”该公司称。“如有任何公司和幼儿园应承担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
父亲与遭拐14年儿子团圆 中国如何打击儿童拐卖？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7年10月，4岁的孙卓在深圳市遭人口贩子绑架，但他的双亲从未放弃希望。父亲孙海洋把自己在深圳的包子铺店名改为“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并发起“寻子联盟”，与公益组织丶警方丶媒体等合作，帮许多父母找回了被拐卖的孩子，却始终没找到自己的孩子。 孙海洋的故事成为了香港导演陈可辛2014年的电影《亲爱的》的原型。根据电影资料库IMDb，这部由知名演员赵薇及黄渤主演的电影获得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票房，将中国的拐卖儿童议题推到了镁光灯之下。 12月6日，孙海洋夫妻终于结束了14年的寻子之旅，在经过DNA比对后，与已经18岁丶与养父母一同住在山东的孙卓重逢。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微博纪录了他们的团圆画面，成了中国社交媒体上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关注人数高达2300万。 中国警方同时也破获了孙卓的拐卖案件，将一名吴姓嫌犯逮捕归案。孙卓的养母则获保释，等待司法判决。根据中国刑法，人口贩运案件的诉讼时效通常为15年，这些案件的处罚从5年监禁到死刑不等；购买被绑架儿童的人则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 一胎化政策下：女孩遭遗弃丶男孩遭拐卖 拐卖儿童事件在中国是一个饱受讨论的社会现象。根据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建的“宝贝回家”网站，截至2018年，网站上还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在寻找自己的孩子，且平均每天有11个寻找孩子的家庭在网上进行注册。 该统计并发现，遭遗弃或送养的孩童数目自1980年代初期攀升，并在1990年附近出现高峰。而1979年正是中国一胎化政策开始实施的年份。 2019年一份由厦门大学学者针对中国拐卖儿童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大幅增加了遗弃儿童和拐卖儿童的现象，而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也导致大多数被遗弃的儿童是女孩，大多数被拐卖的儿童是男孩。以孙卓为例，他的养父母在养育他之前，也已有了两个女儿。 随着中国政府于21世纪初开始逐步放松一胎化政策的执行，并在2015年撤销该政策，遭通报的拐卖事件也急剧下降。 中国政法大学反拐中心执行主任张志伟向《纽约时报》表示，像全国失踪儿童DNA数据库这样技术上的进步丶更严厉的刑事处罚以及公众对拐卖儿童意识的提高，都有助于遏制这一问题——但对孙海洋来说，他遇到的困难却是比许多失踪孩童的家长来得巨大。 中国公安“打拐”行动 根据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题为《我陪孙海洋找孩子的这14年》的文章写道，自2007年起陪孙海洋寻找儿子的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表示，2009年起，中国公安部建立了打拐DNA库，采集失踪孩子家长的DNA，并规定来历不明的孩子上户口时须登记DNA。这使得2010年后许多案子都能快速破案。唯有2010年之前拐卖儿童的案子，找回来的概率比较低。 此外，由于孙卓在山东有了户口，身份已被合法化，要找到他变得更加不容易。这也使得中国网民们追问：为何被拐卖的孩子可以办户口？ 上官正义指出，洗白身份的一种手段，就是直接花钱买户口。当被拐儿童的身份被洗白后，亲生父母也就更难找到。他观察到，2019年也出现了为被拐孩子做假的亲子鉴定，进而能够补办出生证，并且办理户口。 有研究指出，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加上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女孩遭遗弃、男孩遭拐卖的现象在上个世纪末频传，直到2000年初期政策松绑后才逐渐好转。 另一个方式，则是报假警。文章写道：“买家买了孩子后，报警说在自家门口捡到了小孩，通过公安机关内部的关系让他们出警，最后按照被遗弃的孩子出具证明，拿着证明去民政局备案丶公示，以领养的程序，合法接收小孩。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洗白上户口了。” 孙卓的养母称，绑架孙卓的人贩告知她，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周边邻里都不知道孙卓的身世。但孙卓实际上是如何进入户口的，仍有待调查。 此案也引来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言指出，需进一步关注拐卖儿童链条中，公权力有无失职渎职的问题。 “如果一些公职人员把关审核不严不实丶敷衍应付，或者与不法分子里外串通，伪造丶买卖申报户口的材料，都意味着公安户籍部门管理的疏忽和卫生系统‘内鬼’的存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一篇声明中写道。 困难抉择：是否与亲生父母一同生活？ 孙卓并非近期唯一一个被找到的拐卖儿童。今年7月，寻子长达24年的郭刚堂夫妻也成功与儿子郭振团圆。他们的故事也被拍成另一部2015年上映丶由知名香港演员刘德华饰演的电影《失孤》。 然而，对许多网友而言，这些故事似乎并非真正的“大团圆”—— 郭振最终选择了回去与养父母继续生活，而根据新京报报道，孙海洋夫妇在与孙卓于湖北老家团圆后，也将儿子送回到山东养父母家，继续上学。 极目新闻报道，当孙卓被问及今后打算时，他说自己还无法作出决定。他说：“我在两边父母这里都受到满满的爱，亲生父母找了我十多年，非常辛苦，养父母养育了我十多年，也很辛苦，那边的朋友丶回忆这些东西都不是一时半会能割舍的。” 孙海洋对孙卓选择出于学业考量，留在养父母家生活，他表示理解。他说，不管怎么样孩子找到了就是最高兴的事，其他问题已经不会过多在意了。 至于孙卓是否会去看那部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电影《亲爱的》？孙卓只说：“还没打算去看，我怕看的时候太痛苦。” （综合报道） © 2021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