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吾乡——失踪27年的孩子回家了

新华社沈阳5月30日电(记者于力、李铮、高爽)我出生在哪里?我原本叫什么名字?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从幼年开始,林成佳总比同龄人多些疑问——由于4岁就被拐卖,林成佳早已不知自己曾叫什么,如果不是养父母透露,可能他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世。   很多疑惑汇聚成一个问题:何处是吾乡?   山东兖州丨讲述人:林春 身份:母亲   “孩子让我带他去买鱼。我忙着洗衣服,就叫他等等。孩子转身到外边玩,没想到就再也没回来。”1994年11月7日的那个上午,林春终生难忘。   1994年3月,浙江省瑞安市曹村镇居民林岩金、林春夫妇带着4岁的儿子林成佳来到山东省兖州区北关村,租下一间民房制作售卖蛋糕。   “你家孩子好像被一个流浪男孩领走了。”房东的一句提醒让手中还拎着湿衣服的林春慌了神。“我冲出去到处找,却一直没有找到。”一家人找到深夜,始终未见孩子的踪迹。   “第二天,在房东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流浪男孩。”林春说,经警方询问得知,有三个人给了流浪孩子些钱,让他将林成佳骗出家门。   第三天,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据他们供述,林成佳被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的惠怀利和福建省莆田市的庞啟玉带往广州。   此后,山东警方带着林岩金到莆田等地寻找,未果。“怕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我们夫妻俩在山东又住了一段时间。27年了,莆田、贵州……只要得到一点消息,我们就去找,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找孩子花了20多万元,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已是倾家荡产。”林春说。   27年间,寻找林成佳的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   辽宁朝阳北票丨讲述者:付大合 身份:民警   “经过对莆田市东庄镇符合年龄的男青年进行人像比对,结合走访工作,今年4月3日专案组确定该镇一名男子很有可能是林成佳,现在北京工作,并愿意配合采血。”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公安局副局长付大合得到这一消息后,顾不上当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一天,连忙乘高铁去北京。   “很快基因比对结果就出来了,这孩子的确是林成佳。”付大合说,得到消息后,他立刻通知了林成佳及林岩金夫妇。   “林成佳及林岩金夫妇得知情况后,均表示愿意认亲,为了当面感谢警方,他们全家一致决定在北票相认。”付大合说,林岩金夫妇和小女儿从浙江瑞安老家出发,林成佳携新婚妻子从北京赶来。   “林成佳只是被惠怀利团伙拐卖孩子中的一个。1993年至1995年间,该团伙先后在辽宁省北票市、山东省兖州区、四川省成都市、重庆沙坪坝区拐卖9名男童。”付大合说,今年1月公安部部署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辽宁省各级公安机关认真梳理案件线索,将惠怀利拐卖儿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研判,最终于今年2月5日在天津将已经易名为“罗恒”的惠怀利抓获,审讯后确定了9名男童均被拐卖到莆田的犯罪事实。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使用大数据研判手段在福建6个重点地区梳理出符合被拐卖儿童年龄段人员3000余人,最后梳理出103名疑似被拐卖儿童,历时20多天将惠怀利案中被拐的多名儿童找到。”付大合说。   辽宁沈阳丨讲述者:翁林飞 身份:表姨   4月7日上午,已经来到北票的林家人早早起床,到花店购买了两束鲜花,一束送给儿子、一束送给民警。“家里人决定让我去接站,其他人在公安局等候见面。”林成佳的表姨翁林飞说。   “他小时候的长相一直刻在我脑子里。”站在北票高铁车站出站口,翁林飞有些激动。“佳佳!”当看到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走出来,翁林飞脱口喊了出来。“这就是佳佳,眉眼和他爸特别像!”   这声“佳佳”,林家人呼唤了27年,林成佳错失了27年。   林成佳被拐卖到福建莆田后,很快随养父母一家来到辽宁鞍山生活,并于小学四年级来到辽宁沈阳沈河区生活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这些年一直在沈阳于洪区,将近20年啊,谁能想到我们竟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翁林飞说。   回公安局的路上,翁林飞不停地说着林成佳小时候的事,并告诉他现在家里的情况。   在北票市公安局3楼会议室,一家人终于相见。当林成佳走到父亲林岩金身旁时,两个人没有说话,身体却不约而同地颤抖起来,随后紧紧拥抱在一起,母亲林春在一旁掩面而泣。   “北票市公安局专门为我们一家人准备了一桌‘团圆饭’,我们围坐在一起,那一刻真是幸福得不得了。”林春说。   4月7日,团聚后的林成佳一家与帮助他们成功寻亲的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公安局民警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高爽 摄   5月2日,林成佳携新婚妻子回到浙江省瑞安市的老家。   鲜花、气球、鞭炮、红毯……“我们家虽然经济条件一般,却用所有能想到的方式给佳佳找回家的感觉。他们两口子到祠堂里祭了祖。27年了,漂泊在外的孩子总算‘认祖归宗’。”翁林飞高兴地说。

AI寻亲:一张童年照片找到失踪19年的孩子 

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父母寻子的路程。 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把失子家庭之痛呈现在公众面前。从失子那一刻起,他们踏上漫漫寻子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他们寻子的身影,但多数都无功而返。 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改变这种状况。近些年,从公安部、民政部到腾讯、百度、今日头条,政府和企业在合力完成一项任务: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让被拐和走失儿童回家。 AI寻亲,一个源代码,便是失子家庭的一个希望。没有一项技术应用,会比让失散的亲人团聚更圆满。 优图团队使用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实验。来源腾讯优图 【长报道】 如果孩子被拐10年时间,案件线索中断,仅凭一张被拐时两三岁的照片,如何找到他? 这是发生在2009年前后的10起拐卖儿童案,2014年嫌疑人被四川警方抓获时,由于买卖儿童的中间人没找到,10名儿童一直下落不明。 桂宏正的孩子也是被拐的一员。10年来,他们尝试寻子的方法,都是徒劳。孩子被拐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印在寻人启事上贴满城市的电线杆;群发在论坛和贴吧上;印制在寻人扑克牌上。都没有结果。 警方也在寻找,曾带着嫌疑人前往汕头指认现场,联系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模拟孩子10岁左右的画像,甚至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同样无果。 直到2017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提出在四川这起积案中初次尝试。 2019年,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这10名被拐男孩成功比中7人。随后,深圳警方同样依托该技术,找回5名被拐儿童,其中时间最久的,已经被拐19年。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锋认为,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将警方寻人的范围缩小,以四川的拐卖儿童案为例,AI技术将原本十几万的数据范围缩小到三位数以内,大大缩小了警方的侦查和落地工作。 目前,这项技术尚在起步阶段。陈建锋认为,下一步会考虑向全国范围推广。同时,AI技术只是寻亲的辅助方法,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进行DNA比对。建议寻亲家属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机关将NDA录入信息库中,“技术是辅助,现实中,寻亲只是一滴血的距离。” 2018年11月,四川专案组民警从从广东省茂名市、阳江市,辗转到广州,寻找被拐儿童。受访者供图 10名儿童被拐下落不明 过去的几年里,四川打拐办的民警们,一直在和一起拐卖儿童案“较劲”,民警心系的,是案件中已经被拐卖10年的10名儿童。 2014年,警方抓获了一名拐卖儿童嫌疑人王浩文,发现同年发生在四川遂宁、巴中、南充的三起案件,均是王浩文以给孩子买东西为由,将三名男孩拐走,并通过中间人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往广东汕头。 三名被拐男孩很快被解救,王浩文等5名嫌疑人因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王浩文是主犯,获刑15年。 专案组在侦查中还发现,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四川其他城市发生的10起拐卖儿童案中,嫌疑人作案手法、相貌特征均和王浩文相似,在审讯过程中,王浩文也承认这10起积案均是他所为,但他坚称带走孩子的一名中间人,始终没能找到。 线索就此中断。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这10名被拐男孩,去向应该都是在广东汕头。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回忆,王浩文每卖掉一个孩子,喜欢在当地立即将钱存进账户,而在汕头,王浩文有多笔进账。 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末,汕头总人口(户籍)是546.57万人。蒋晓玲明白,想要找到这10名被拐男孩,如同大海捞针。 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专案组民警都有尝试。 2014年底,民警将王浩文从看守所提出来,押到广东去指认他和中间人接头的地点。到了目的地,他却只是说找不到了,“路都变了,认不出。”在语言不通的汕头,这些四川的民警试过挨家挨户走访,没有结果。 2015年,专案组联系了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画像,根据孩子们被拐时3岁左右的照片,模拟出他们10岁左右的画像。 根据这些画像,民警前往汕头,花了10天时间,从当地十几万适龄男孩的照片中一条一条比对,用肉眼看是否相像,分析家庭中是否有怀疑的因素,比如男孩和父母年龄差别多大,有几个姐姐,和姐姐年龄差别多大,是否同一年有两个孩子? 通过这种“笨”方法,民警从十几万的数据里,挑出300多张照片带回四川,组织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进行辨认。青少年时期正是相貌变化最大的时候,蒋晓玲说,家长辨认时,时常会觉得这都是自己的孩子,看着看着,夫妻之间有时又会为了当初丢孩子的事,陷入争吵。 被拐男孩小杰(化名)的父亲桂宏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及当时的辨认结果时,总认为真的找到了孩子,因为“太像了,感觉有80%的把握。”辨认最后,民警从这300多张照片中提取了176张“特别像的”进行DNA比对,可最终,一个也没比中。 蒋晓玲认为,仅凭肉眼去观察,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专案组没有放弃,2016年,他们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可筛查出的疑似对象数量太多,无法一一调查核实,这项工作最终也只能停摆。2017年5月,他们又找到企业发布定向寻亲信息,印发了1万份寻亲悬赏公告,结果只有十几个电话打来核实情况。 如何继续寻找这10名被拐男孩,局面陷入了困境。 2018年11月,四川专案组民警从从广东省茂名市、阳江市,辗转到广州,寻找被拐儿童,从广州到深圳的路上。受访者供图 依托AI技术找回7名被拐儿童 2017年,正是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的时期,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运用到警方的办案领域。企业已经可以运用人脸识别技术,通过一张照片,和数据库中N个人脸进行比对,找出最相似的一张脸或多张脸。 同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到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陈士渠很感兴趣,他想起了四川的这起拐卖案,他曾多次前往四川督办此案,希望找到突破口。事后,他让企业的技术团队和四川警方对接。 工作的第一步,是四川警方从家长手中收集孩子被拐时的照片,所幸的是,这10个孩子都保留被拐前的生活照,照片老旧发黄,有的家长们用油纸一层层的包裹,其中年龄最小的,只保留有两三个月大的照片,还有的因为父母长期打工搬家,照片已经丢失,只留有报案时留在警方DNA数据库的扫描文件。 在四川警方工作人员蒋晓玲看来,当时他们的期待,只是为寻找孩子多一条路,能走通就走,走不通,就再换一条路。 收集的10张照片,被统一送往企业的优图实验室里,他们再用数字化高清仪器将照片提取出来。 2018年11月,在进行了第一次的比对后,10个文件夹压缩包转交到蒋晓玲的手上。每个文件夹里有101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被拐儿童两三岁的样子,剩下的100张照片,是100个13岁左右的儿童,他们以满分100分制降序排列。 这100张照片下方写着分数。蒋晓玲介绍,以75分为例,如果两个人脸比对分数超过75,则这两个人脸是“万里挑一的像”。再如98.3分,意味着照片中的人与被拐儿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个人。 照片交回到四川警方,后续仍有繁杂的侦查和确认工作。蒋晓玲组织民警,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基础的刑侦和落地工作,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通过DNA的数据比对。 比对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的比对,找到4个被拐孩子。2019年2月进行第二次比对,找到1名儿童。2019年3月第三次比对,又找到两名儿童。至此,这10名被拐儿童中,只有3人尚未被确认身份。 这个结果让蒋晓玲和团队惊喜,尤其是那张被拐时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孩子照片,最终竟也能比中。在她看来,这初次的尝试,显示出技术的强大,而同时,算法也在不断进行优化,因此才有了先后三次的比对。至于剩余的三名被拐男孩,蒋晓玲怀疑,有可能不在汕头地区,而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除了寻找剩余的三名男孩外,还包括对涉案人员的追责。 2019年,正在服刑的王浩文再次被四川警方从监狱提出来,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再次抓捕,蒋晓玲表示,他们将按照漏罪处理,目前还在搜集证据中。 6月19日,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深圳失联19年男孩被找回,和父母相认。受访者供图 寻找年龄演变中不变的细节 这是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配合警方打拐寻亲的第一次成功运用。 和普通人脸识别技术不同,跨年龄比对是一个公认的难点,青少年阶段人脸特征变化最大,而这些年龄跨度超过了10年的儿童,技术应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蒋晓玲告诉新京报记者,10年时间,孩子的变化之大,可能走到身边,父母都无法认出。她印象最深的,是DNA确认后,被拐男孩小杰和亲生父母相认的画面。夫妻俩见到孩子的第一件事,是翻开孩子右脚裤腿,那里有一处伤疤,是小杰在被拐前被开水烫伤的。 在看到伤疤后,夫妻俩低语着,“没错,没错”。这是不太会被时间改变的细节。 对于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来说,同样的操作是,需要告诉它,一个人的面部随年龄演变时,不变的那些量是什么。比如,一个人的耳垂长得很特别,或者他的眉峰、眉骨走向不一样,再将这些转化成数学语言。 技术人员需要通过各种数学语言教导AI——“这是同一个人。”“这是这个人1岁的样子,5岁的样子,10岁的样子,30岁的样子。”“这个大人的照片,跟其他小孩子都是不像的。” 现实条件中,照片的质量、人脸的角度、遮挡、光线都有可能对AI的判断带来影响,AI技术,需要尽量克服其他因素的影响,去获得人脸特征。蒋晓玲在收集照片时,会尽量要求家属提供正面的、相对清晰的照片,而这次比对的经验显示,一张正面的照片,比对结果比清晰的更为重要。 鉴于四川的成功案例,2019年四五月,深圳警方将17个拐卖儿童的积案重新整理收集照片,利用AI技术在广东省的数据库进行比对。 […]

被拐卖失踪的中国儿童,最终都去哪了?

江西夫妻16万元卖儿子、湖北情侣4.5万元卖女儿、陕西女子5万元卖儿子。这是最近一个月里,警方破获的几起拐卖儿童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拐卖者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骨肉情深,孩子失踪后,最心痛的肯定是父母。然而,相当多的儿童失踪事件,家长都难辞其咎。 中国有多少孩子失踪了?那些失踪的孩子去了哪里?又有什么规律可循? 失踪儿童有多少? 中国每年有多少失踪儿童?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公布。 “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因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 虽然网站没有涵盖所有失踪孩子的信息,但也能最大限度描绘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失踪儿童的情况。 数读菌爬取了该网站截止至2018年8月12日所发布的35850条“家寻宝贝”信息(寻找失踪儿童)和36020条“宝贝寻家”信息(失踪儿童找家),对中国失踪儿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变的严重的,到90年代初,失踪儿童数达历年之最。 也是从90年代起,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公安部也开始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数开始逐渐回落。 中国的失踪儿童人数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猛增,与计划生育政策脱不了干系。 由于一孩子政策,一些父母(亲属)选择将超生的孩子送养甚至遗弃,这导致失踪儿童数猛增。 同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之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铤而走险买男孩领养。 学者李钢在一篇研究论文里提到,虽然在1980年时,计划生育政策就调整为只准生一胎,但还未落实,到了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开始严抓。这一年开始,失踪儿童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多。 在35850个被父母寻找的孩子中,因父母(亲属)送养导致的失踪有13360人,直接被遗弃的人数也达到了2376人。 另外,由于重男亲女的观念,女孩被父母(亲属)放弃的比例要更高,超过一半失踪女孩都是因为被送养、遗弃。 因参与拐卖22名儿童案而被判处死刑的谭永志,曾在受审时强调自己是“做好事”。 他在法庭上供述,有工人告诉他,孩子不想要了,让他去打听有没有人要小孩。“我认为我是在办好事,帮助别人解决需要,不算违法。也没有骗、偷孩子,更没有伤害孩子。” 正是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地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父母(亲属)寻找失踪孩子时,主动承认是自己送养和遗弃,需要一定的勇气。还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送养、遗弃、甚至卖掉了孩子,但从未坦承过甚至意识到有错。父母(亲属)抛弃孩子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父母(亲属)导致的孩子失踪外,孩子失踪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人贩子诱拐。 提起人贩子,所有人都咬牙切齿。在有关拐卖儿童的刑法中:“刑法(八)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拐卖儿童的最低法定刑,高过了故意杀人。毕竟,当孩子被人贩子拐走的那一刻,就是整个家破碎的时候。 那么,几岁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 答案是2-4周岁。 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易失踪, 是因为孩子到这时已有脱离家长监护的情况,但孩子年龄小,没有自我防范意识,一旦遇到危险无法进行自我保护。 同时,与其他国家人口贩运的主要目的是剥削不同,在中国,人贩子拐卖儿童的主要目的是卖给别人收养。年龄越小,孩子的记忆越少,越能融入被拐家庭。 因此,低年龄段的孩子,最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除了瞄准低年龄段的孩子外,13-14周岁孩子的失踪率也比其他年龄段高。这时人贩子拐走儿童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收养,而是做苦力、去乞讨甚至强迫被拐孩子参与违法犯罪。 此外,人贩子最常下手的公共场所是火车站,30%的公共场所失踪案发生在这里。人员密集、流动性强成为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绝佳场所。各类市场和学校也是孩子极易失踪的地方。 被拐孩子去哪儿了 ? 《亲爱的》是陈可辛执导的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上映后让很多人关注到了拐卖儿童问题。 该电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在儿子被拐后写过一篇文章,叫《孙海洋悲痛的寻子路》。其中有这样一句:“自80年代起,无数儿童被人贩子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大批大批运往了东南的潮汕福州沿海一带”。 孙海洋没有说错,中国西南地区确实是失踪儿童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贵州、重庆、四川三省的失踪儿童数与各自人口的比例,全国最高,是儿童失踪最严重的地方。这些失踪的孩子,除了被贩卖到广东、福建,还被人贩子带到了河南、河北和山东。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如果按照失踪儿童总数计算,失踪儿童则主要来自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和河北等地。 失踪的儿童最终流向了全国各地,其中流入江苏的人数最多,和东部的福建、广东一起,成了儿童拐卖回流大省,拐入和拐出儿童的数量都比较高。 不过,并非所有的失踪儿童都被拐到了天南海北。实际上,高达43%的被拐儿童没有离开原本的地级市;16%的被拐儿童虽然出了市,但仍在省内。 即使是有41%的被拐儿童被送出省去,但大部分人贩子也只送往周围邻省,因为路途越长,暴露的风险就越高。 将数据细化到地级市以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失踪儿童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是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外加西南的成都、重庆,以及东南部的莆田、泉州、广州等地。 大部分的孩子流向了华东地区,和诸多省会城市,其中成都流入的孩子数量高于流出的数量。 之所以流入集中在大城市,可能和在大城市被发现的几率高,上网填报较多有关,还有许多孩子被拐去落后地区,很难找到,更谈不上在网上填报了。 不论孩子被拐去哪里,就算没有被送出家乡,他们与自己亲生父母相认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2014年,福建晋江警方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乐氏夫妇的龙凤胎儿子失踪十年后,被警方找回。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被拐孩子就生活在邻村,离他们只有4公里。乐氏夫妇不敢相信,“经常到洋埭那边去逛,但都没有遇到小鑫,如果遇到了可能也会认不出来。” 像乐氏夫妇一样,还能找回被拐孩子的例子并不高。“宝贝回家”上有七万多条寻亲消息,但目前为止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2500多人。 在另一部“打拐”题材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了一位驾着摩托车寻子的父亲,但寻找了十五年,他也没找到自己被拐卖的儿子。更多孩子失踪的家庭就像他饰演的角色一样,一辈子都找不回自己的孩子。

Uniform Child Abduction Prevention Act

Uniform Child Abduction Prevention Act – provides guidance to U.S. courts on custody disputes and divorce proceedings to protect against family abductions

International Parental Kidnapping Crime Act

International Parental Kidnapping Crime Act – makes it a federal felony off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move, or attempt to remove, 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16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intent to obstruct the lawful exercise of parental rights